继《且听风吟》之后，《1973年的弹子球》及短篇小说集《去中国的小船》《袋鼠佳日》这些作品，大多是以这种自然而乐观的，抑或说十分轻松的姿态写成的。当时我还拥有一份职业（本职），靠那份收入生活得还算可以。小说嘛，说来不过是当作“业余爱好”，在闲下来的时候写写而已。
有一位声名显赫的文艺批评家（已经过世了），曾严厉批评我的第一本小说《且听风吟》：“如果诸位以为这种水平的东西就是文学，那可就令人尴尬了。”看到这条评论，我老老实实地以为：“嗯，大概也会有这样的意见吧。”尽管受到如此评价，倒也没有心生反感，更没有怒火中烧。此人与我对所谓“文学”的理解，应该从一开始就截然不同。一部小说思想上如何啦，社会作用如何啦，是先锋还是后卫啦，是否属于纯文学啦，这种问题我压根儿就没考虑过。我是从类似“只要写起来开心不就得了嘛”的姿态开始写作的，彼此从根源上就产生了分歧。《且听风吟》里，虚构了一位叫德雷克·哈特费尔德的作家，他有一部题为《心情愉悦有何不好》的小说，那正是当时盘踞在我大脑正中央的想法。心情愉悦有何不好？
如今想想，那真是一个单纯或者说十分粗bào的想法，不过当时我还很年轻（三十岁刚出头），再加上刚刚经历过学生运动的làngcháo，因为这样一种时代背景，反抗jīng神不免有些旺盛，因此还维持着那种堪称“反命题”式的责无旁贷的姿态，喜欢顶撞权威、反抗权势。尽管不无狂妄自大、稚气十足之处，但回首往事，我觉得从结果来看却是好事。
这样的姿态徐徐呈现出变化，是始于写《寻羊冒险记》（一九八二年）的时候。我心中也大致明白，就这么一成不变地死守着“心情愉悦有何不好”的写法，作为职业作家只怕终将钻进死胡同。就算读者眼下把这种小说风格视为“崭新的东西”，表示理解和喜欢，但如果叫人家整天读一模一样的东西，用不了多久就会感到腻烦。“哟，又是这玩意儿。”注定会变成这种状态。当然，连身为作者的我也会感到腻烦的。
况且我并不是想写这种风格的小说才写的，只是还不具备足够的写作技巧去正面叫板和挑战长篇小说，姑且只能采取这种类似“装腔作势”的写法，才写这种类型的东西。碰巧这种“装腔作势”显得新奇又新鲜而已。可是对我来说，既然好不容易当上了小说家，当然想写写更深刻大气一点的小说。虽说是“更深刻大气”，但并不等于那种在文艺上毕恭毕敬的小说、那种显而易见属于主流的文学。我想写那种写起来让自己心情舒畅，同时又具有正面突破能力的小说。不单是把内心的意象零碎而生动地化为文字，还要把灵感和意识更加综合、更加立体地升华为文章——我渐渐开始这样想。
在那前一年，我读了村上龙的长篇小说《寄物柜里的婴孩》，十分佩服：“写得真好！”然而那是只有村上龙才能写出来的作品。我还读过中上健次的几部长篇小说，也深感佩服。可那也是唯独中上先生才能写出来的东西。每一部都和我想写的不一样。理所当然，我只能自己去开拓独特的道路。只能将这些先行登台的作品中蕴含的力量作为具体例证放在心上，把只有我才能写出来的作品坚持写下去。
我为了回答这个命题，开始执笔写《寻羊冒险记》。我的基本构想是尽量不让现有的文体变得笨重，不损害“心情的愉悦”（换言之就是不被“纯文学”的装置俘虏），让小说本身变得深刻、厚重起来。为此就必须积极导入故事这个框架。在我看来，这一点非常明确。而如果把故事当作重点，工作起来势必费时耗日，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在“本职”工作之余利用闲暇就能完成了。所以开始写《寻羊冒险记》之前，我卖掉了一直经营的小店，成了一个所谓的职业作家。当时，相比写作，当然还是小店的收入更高，但我仍然横下心来决定牺牲它。因为我想把生活全都集中到小说上，把自己拥有的时间全部用在写小说上。说得稍稍夸张些，就是“破釜沉舟”，无法再走回头路了。
周围的人几乎全体反对：“还是别这样贸然行事呀。”小店的生意大有起色，正逐渐兴隆起来，收入也稳定下来了，此刻转手岂不太可惜了。不如将小店托付给别人经营，自己去写小说，岂不更好？想必大家都不认为我单靠写小说能吃饱饭吧。不过我没有犹豫不决。我一直有一种脾气：“做一件事，倘若不全力以赴、一拼到底，便心情不慡。”性格使然，大概没法“把小店随便托付给别人”。这是人生的紧要关头，得当机立断、痛下决心。哪怕一次也行，总之我想拼尽全力试试写小说，如果不成功，那也没办法，从头再来不就行了。我卖掉了小店，为了能全神贯注地写作长篇小说，搬出东京的住所，远远离开都市，过起了早睡早起的生活。又为了维持体力坚持每天跑步。就这样，我毅然决然地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或许就是从那时开始，我不得不清晰地意识到读者的存在了。不过那具体是怎样的读者，我却没有多想，因为也没有冥思苦想的必要。那时候我正三十出头，不管怎么想，看我写的东西的不外乎同龄人，要不就是更年轻的一代，也就是“年轻男女们”。当时的我是一个“新进青年作家”（用这样的词叫人有点难为情），支持我作品的显然是年轻一代的读者。至于他们是怎样的人、心里在想些什么，我无须去冥思苦想。身为作者的我与读者理所当然般合而为一。回首当日，那段时期大概是我这个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蜜月期”吧。
《寻羊冒险记》由于种种原因，受到了刊载的杂志《群像》编辑部相当的冷遇（我记得是这样），但幸运的是得到了众多读者的支持，评价也很高，书远比预想中畅销。换句话说，我作为职业作家，算是顺利地迈出了第一步，并且有一种明确的感觉：“我要做的事情，在方向上没有错！”在这层意义上，对身为长篇小说作家的我来说，《寻羊冒险记》才是实质上的出发点。
自那以来岁月流逝，我已经六十过半，来到了距离新进青年作家的境界十分遥远的地方。尽管并没有规划过什么，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的年龄会自然而然地增加（没办法啊），而阅读我作品的读者阶层，也随着岁月流逝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是理所当然地发生了变化。只是假如有人问我：“那么，现在阅读你作品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我却只能回答：“哎呀，我一无所知。”当真是一无所知。
有许多读者写信给我，此外我也有机会和几位读者见过面。然而这些人无论是年龄、性别还是居住区域，都千奇百异各不相同，因此我的书主要是哪些人在阅读，脑海中还真的涌现不出具体的形象。我自己不甚了解，出版社的营销人员只怕也不太清楚吧。除了男女比例大约各占一半、女读者中美貌的居多（这并非谎言）之外，看不出其他的共同特征。从前有种倾向，好像在城市里卖得不错，在地方上却销路欠佳，但现在没有如此鲜明的地域差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