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我颇为自豪的，是这三十五年间每出一本书，读者人数就会稳步增加。当然《挪威的森林》曾经压倒性地畅销一时，但除了这种人数上时有波动的“浮动层”读者，期盼着我的新书面世、一上市便买回去读的“基础层”读者，看来也在不断扎扎实实地累加。从数字上看是这样，从实际感受上也能清晰地发现这一点。这种倾向不单出现在日本，还确凿无疑地扩展到了国外。有趣的是，无论是日本还是海外的读者，现在他们的读法似乎大致是相同的。
换言之，我与读者之间维系着一条粗而直的管道，通过它直接jiāo流信息。也许可以说是我耗费时日，构筑起了这样一个体系。这是一个不（怎么）需要媒体和文艺界这类“中介者”的体系，最需要的是作者与读者之间自然形成的“信赖感”。如果没有让多数读者觉得“村上出的书，不妨买回去看看，总不至于吃亏啰”的信赖关系，就算有多粗的直通管道维系着，这种体系的运转只怕也难以为继。
从前我与作家约翰·欧文私下见面时，他提到与读者的关系，对我说过一段有趣的话：“我说啊，对作家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 hit the main line，尽管这句话不太好听。”所谓hit the main line是美国俚语，意思是往静脉里注she毒品，总之就是让对方上瘾，建立起一种想切割也切割不断的关系，让对方迫不及待地盼望下一次注she。这个比喻非常通俗易懂，然而意象却相当地反社会，因此我使用“直通管道”这个更稳妥的说法，不过嘛，想表达的内容却大体相同。作者与读者之间直接进行私人jiāo易——“大哥，你看怎么样？有好东西哦。”——这种实实在在的亲密感将变成不可或缺的东西。
常常收到来自读者的有趣的信，类似这种内容：“读了村上先生您的新书，感到好失望。非常遗憾，我不太喜欢这本书。不过下一本书我一定会买的。请您加油！”老实说，我很喜欢这样的读者，觉得十分难得。因为这里面毫无疑问有一种“信赖的感觉”。我想，为了这些人，必须扎扎实实地写好下一本书，并发自内心地希望这本书能得到他或她的欢心。只不过“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开心”，所以实际会怎样，连我自己也不清楚。
第十一章 走出国门，新的疆域
我的作品被正式介绍到美国去，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接近尾声的时候，由“讲谈社国际”（KI）翻译出版了英文版《寻羊冒险记》的jīng装本，被《纽约客》杂志选登了几篇短篇小说，这便是开端。当时，讲谈社在曼哈顿的中心地段拥有一处事务所，录用当地的编辑，十分积极地开展活动，意在正式开拓美国的出版事业。这家公司后来成了“讲谈社美国”（KA）。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不过我猜测是讲谈社的子公司，属于当地法人。
一位叫埃尔默·卢克的华裔成为主力编辑，此外还有几位能gān的当地员工，他们都是公关和营销方面的行家里手。社长是一位姓白井的先生，不太说日式的啰唆话，是那种放手让美国员工自由行动的人，因此公司气氛也相当自由奔放。美国员工非常热心地支持我的作品出版。我也在稍后搬到新泽西去住了，有事去纽约时，就顺便到位于百老汇的KA事务所去看看，跟他们亲昵地谈天说地。那氛围不太像日本的公司，倒更接近美国公司。全体员工都是地道的纽约人，一看就知道既活泼又能gān，一起共事非常有趣。那时候的种种往事，对我来说是愉快的回忆。而我也刚刚步入四十岁，经历过种种趣谈逸事。至今还和他们当中的几位有亲密的jiāo情。
也是托了阿尔弗雷德·伯恩鲍姆新鲜译文的福，《寻羊冒险记》评价之高超出了预期，《纽约时报》也大加报道，约翰·厄普代克还善意地为我在《纽约客》上写了长篇评论，不过我记得在营销上还远远没有取得成功。“讲谈社国际”这家出版社在美国算是新手，我自己也还寂寂无名，这样的书，书店是不会摆在好位置的。如果像现在这样有电子书和网购的话，说不定情况会好些，可那种东西的登场还遥遥无期。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时的话题，却未能乘势而上与销售挂钩。这本《寻羊冒险记》后来由兰登书屋旗下的Vintage子公司推出了平装本，这一版倒是稳扎稳打，成了长销书。
继而推出了《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和《舞！舞！舞！》，这两部作品同样受到好评，也算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不过从整体来说，还停留在“小众”的状态，仍然没有很好地与销售挂上钩。当时日本经济形势大好，甚至还出现了一本叫作《日本世界第一》的书，正处于所谓“勇往直前”的时代，然而却没有波及文化领域。同美国人jiāo谈时，聊得最多的也是经济问题，文化很少作为话题引发热议。虽然坂本龙一和吉本芭娜娜当时已经名满天下了，但（姑且不论欧洲）至少在美国市场上还没有形成cháo流，不足以让人们把目光积极投向日本文化。用个极端的说法，日本当时被看作一个“非常有钱却莫名其妙的国度”。当然也有人阅读川端、谷崎和三岛，高度评价日本文学，然而归根结底只是一小撮知识分子，大多是都市里“高雅的”读书人。
因此当我的几篇短篇小说卖给《纽约客》时，我非常高兴——对于长期爱读这本杂志的我来说，这简直是如同梦幻一般的事。遗憾的是没能顺势向前，更上一层楼。用火箭来比喻，就是初步推进的速度虽然很好，第二级推进器却失灵了。不过自那以来，虽然主编和责编几经更迭，我与《纽约客》杂志的友好关系却始终如一，这家杂志也成了我在美国有恃无恐的主场。他们好像格外喜欢我的作品风格（也许是符合他们的“公司风格”），和我签订了“专属作家合同”。后来我得知J.D.塞林格也签订了同样的合同，心里感到非常光荣。
《纽约客》最先刊登的是我的短篇小说《电视人》（1999/9/10），自此以来的二十五年间，共有二十七部作品得到采用和刊登。《纽约客》编辑部对作品采用与否有严格的判断标准，不管对方是多么有名的作家，与编辑部的关系多么密切，只要（被断定）是不符合杂志社的基准和口味的作品，就会毫不客气地予以退稿。连塞林格的《祖伊》也曾因全体一致的判断一度被退稿，后来在主编威廉·肖恩的多方努力下才得以刊登。当然我的作品也多次遭受退稿。这种地方与日本的杂志大相径庭。然而一旦突破这道严格的难关，作品连续在《纽约客》上刊登，就能在美国开拓读者群，我的名字也逐渐被大家知晓。我觉得这居功至伟。
《纽约客》这家杂志拥有的威望和影响力之大，日本的杂志是很难想象的。在美国，即便某本小说在日本卖了一百万部、获得了“某某奖”，人家也只是“哦”上一声，便再无下文了。但仅仅说是在《纽约客》上刊登过几篇作品，人们的态度就会截然不同。有这么一种地标式的杂志存在的文化，真让人艳羡啊。我时常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