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期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保卫家园，敌忾同仇，他开始写抗战小说。起初写的是短篇，合印成集，取名《弯弓集》，显然是以“she日”为隐语。其后在很多作品中，都插入一些抗敌御侮的情节，然而究竟还不是以抗战为中心内容。正式以抗战为主题，却是1936年后写的作品。
《立报》初创时期，我担任总编辑，和他同住在德邻公寓，朝夕相晤。我们都不喜欢当时那个上海城市，嫌她太嘈杂、太乱。因之，在接受成舍我之约时，都说定短期帮忙，唱个“打pào戏”。大约四五月后，他接到北平朋友来信，说是冀东敌伪组织，开了一张北平文化人的黑名单，将要采取行动。他因在小说中宣传抗日，也被列名其内。随着，家中来了电报，嘱令“勿归”。他踌躇彷徨之际，我便建议他举家南迁，到南京去办一张小型报。我把办报计划，说给他听。他欣然同意，就拿出稿费当资金，叫我先回南京，从事筹备。真正用自己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来办报的，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他还没有第二个。
1936年4月，《南京人报》出版。他是社长，我是副社长兼经理，后来又兼总编辑。日常事务，由我承担；只是提纲挈领的大事，才向他请示。这样做，也是我们在上海商量好的，要保证他有足够的写作时间。虽则如此，为了号召读者，他还是编一个综合性副刊，取名《南华经》。每天刊登他两篇连载小说，一名《鼓角声中》，一名《中原豪侠传》。从此连续不断写了多部宣传抗战的小说，其中有：《申报》连载的《东北四连长》，《新闻报》连载的《热血之花》、《续啼笑因缘》，《中央日报》连载的《天明寨》、《风雪之夜》。1937年底，日寇进bī南京。11月，《南京人报》宣布停刊，把印刷器材拆卸，附木船运赴重庆。我和他各自拖着庞大的家眷，先后西上。我经过汉口，接受陈铭德之约，到重庆参加《新民报》的筹备工作。1938年，在重庆，印刷器材运到，我问他，有无复刊《南京人报》之意。那时由各地撤退到重庆的新闻记者很多，是不难组织一个办报班子的。但他考虑到各种困难，愿意继续从事写作，不再办报了。于是，我介绍他和陈铭德相识，拉他加入《新民报》。起初编一个副刊，取名《最后关头》。
这时候，他仍然不废抗战小说的写作，在报上连载的有：《时事新报》的《冲锋》（后出书改名《巷战之夜》，曾拟改名《天津卫》），香港《立报》的《红花港》、《潜出血》（未完），汉口《串报》的《游击队》，《立煌晚报》的《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香港《国民日报》的《大江东去》，上海百新书店出书的《虎贲万岁》。他是安徽潜山人，抗战小说有许多是家乡人提供的素材，可歌可泣，亲切动人。他很希望他的小说能成为具体的动力，所以宁愿在《立煌晚报》那样地方性小报上发表，号召子弟兵。他是qiáng烈的爱国主义者，写抗战小说如此之多，而且都是长篇，谁比得上呢？
为了抗战，他歌颂了那些浴血献身、出生入死的人，也表扬了那些敌忾同仇、毁家纾难的人。到了重庆，号称“大后方”，所见所闻，有的是：口头抗战，心里投降的政府；争权夺利，枪口向内的新军阀；贪污腐化，对人民残酷压迫剥削的官僚。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的人们，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度着“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生活。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走私猖獗，偏有人在滚油锅里捞钱，大发其“国难财”。一切现象，使他目骇心惊，痛恨无比。用这些不利于抗战的因素，作为题材，加以鞭挞。先后在重庆《新民报》连载的有：《疯狂》，《偶像》，《牛马走》（解放后出书，改名《魍魉世界》），《八十一梦》，《第二条路》（后改名《傲霜花》）。又还在《旅行杂志》发表了《蜀道难》、《负贩列传》（后改名《丹凤街》）。他写这些批判谴责小说，目的只在促进抗战，不过取材于另一侧面而已。
第三时期较短于第二时期，他的作品也较少。除了这个原因以外，也还由于：这个时期生活极不安定，由北平到上海、南京，定居未久，西行入蜀，几年之后，再回北平，饱尝转徙流离之苦；其次是，身体较差，在南京时生了一场病，好多时没有复原；其三是，由于连年战争，jiāo通梗阻，许多报纸停刊，“英雄无用武之地”，有作品也无处发表。但是，他还是写了二三十部长篇小说，所可惋惜的，是没有写出第二时期那样动辄百万言的巨构了。
末期
抗战结束后，他任北平《新民报》经理，兼编一个副刊《北海》，连载小说《巴山夜雨》、《五子登科》。1948年，由于一些人事上的不协调，他辞去《新民报》职务，准备从事专业写作。却没有料到，1949年忽然中风。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自然是致命的打击。经过急救，幸得不死，但口角歪斜，流涎不止，发音感觉到困难，记忆能力既大大衰退，想象能力更远非昔比。只因写作已成习惯，在能起坐的时候，就又提起笔来。
1950年，我来北京开会，他正在病中，听得朋友说，他终身卖文，辛苦劳动，薄有积蓄，却被一个恶友坑骗，席卷逃去国外。除了一座房子是不动产以外，几乎一无所有。家中人口众多，嗷嗷待哺。他又气又急，所以得了病。后来，他卖了大房子，买了一个小院，生活暂时得以维持。只是水准大大降低，每天孩子们都吃窝窝头就咸菜。他见着心中不安，于是不等病好，就又从事写作。这样压榨出来的作品，当然缺乏挥洒自如那种意境了。
他自己也感到写作能力的衰退，这就把写长篇小说改为中短篇，把创作改为再创作。从古代爱情故事中觅取题材，写作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秋江》、《白蛇传》、《孟姜女》、《孔雀东南飞》、《磨镜记》、《牛郎织女》、《凤求凰》等篇。这些作品，尽管一般还保持他原有的风格，然而也有许多是异样的。五十年代末，记得他曾和我说：“以前语言辞汇，摇笔即来；如今寻思半晌，却还得不到一个适当的。”可见这时期的写作，对他而言，即使是愉快的，也愉快得很有限了。
他并非无意从事长篇创作，病后也曾试写一篇《记者外传》，小说中胪述了他所熟识的一些新闻记者的故事，实际与新闻业务无甚关联。当时在上海《新闻日报》连载，没有结束，却中止了，没有续写下去，也说明他jīng力不继了。
这是他一生从事写作的第四个时期。为什么称为“末期”而不称作“晚期”呢？因为一般作家，到了老年，身体衰病，往往搁笔不再写作；个别的作家，老而弥健，晚期的作品，火候到了十分，常被读者赞赏为“顶峰”之作。两者他都不是。他这个时期的作品是硬挤出来的，虽未必一无是处，但和早期诸作，究竟不可同日而语。我于惋惜之余，不得不将这个时期定为“末期”。
三
张恨水的作品，要全部一一加以评介，势不可能，也无此必要。这里，按写作年代的先后，试对《chūn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这四部书，作一简单说明，介绍产生的客观背景和思想内容。这四部书，都是重版多次，发行范围广，影响较大的。有人把这四部书看作是他的“代表作”，我也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