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看到一篇钮先铭先生生前在台湾发表的《我为什么写———抗战初期南京笼城战血泪史》，文中钮先生自认不讳地说《大江东去》就是写的他，附笔于此，留待有兴趣的人去考证吧。
第46节：最后关头的《最后关头》（1）
最后关头的《最后关头》1938年1月10日，父亲来到山城重庆。
经张友鸾叔的介绍，父亲认识了父执陈铭德、邓悸惺伉俪，且是一见如故。他们正拟原在南京的《新民报》在谕复刊，陈铭德、邓悸惺两先生热忱敦请父亲加入。其实早在30年代初，父亲就曾为《新民报》写过《旧时京华》和《屠沽列传》两部小说，所以可以说和陈、邓二氏早已是文字之jiāo了，因而很愉快地同意了他们的邀请。不久，张慧剑叔也参加进来，这就是被文坛报苑传为佳话的《新民报》“三张”大会师。“三张”虽相识于承平之时，但他们深厚的友谊，却是锻铸在国难之中，正是在那日月如晦，民族危亡的关头，他们抱着必胜的信心，共同战斗，而成为生死之jiāo的。提起“新民报三张”是见之于许多诗文的。我曾于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报纸上，见过一位署名铮洵写的《前尘回首忆“三张”》一文。文曰：“二十余年间，报坛艺苑，论文笔雅畅，撰辑jīng娴者，莫不推三张为巨擘。不侫曩客三都（北平、南京、重庆），滥竽报界，于此三子，夙接欢笑。”
著名报人刘郎先生（唐大郎）也写了一组咏“三张”的诗，并写了注，刊于1978年的香港《大公报》，诗云：多年病废命摇摇，出手名书声价高。
重向chūn明寻旧梦，弦声一路过天桥。
———张恨水注云：“听说，上海一家出版社，正在为已故小说家张恨水的名著《啼笑因缘》重新校勘，重新标点，看来将重新出版。果尔，则樊家树、沈凤喜之名，又将流传于今日青年人之口矣。”
白门柳色尚依依，乱世才轻命亦微。
老死情缘无半缕，一生慧剑竟空挥。
———张慧剑注云：“1972年我在奉贤时，从南京传来慧剑噩耗，作为老友，我是非常悲恸的。那时正是‘四害’横行，他在南京经常遭到批斗。一天，他觉得胸闷难熬，由他的侄子陪往医院，不料中途病作，竟气绝于三轮车上。慧剑与我同庚，死时只六十有四。他终身不娶，也从未听他谈过恋爱，是朋友中的一个异人。
”三楼直上急匆匆，推门进来见老翁。
为道闲居无个事，任他南北赶西东。
———张友鸾注云：“ 去年秋天，友鸾从北京来上海。一天，突然摸到吾家三层楼上。十多年不见，须发如银，齿牙零落，问其年，诳称八十四，其实只七十五。他已退休，来沪小住，即去杭州，再往合肥，因那里都有他儿女的住家。后来听说他今年才返北京，而且又在为出版社写点什么了。此人面容衰老，但jīng神奇健，每食必饮，饮必‘ 硬货’，我请他吃饭，饷以啤酒三瓶，他甚不乐意。”
上面三位姓张的都是《新民报》旧人，各有一枝健笔，故当时人称“新民报三张”。
第47节：最后关头的《最后关头》（2）
说来也巧，“三张”都是被新闻界谑称为“徽骆驼”的安徽人。友鸾叔在新闻界以“多面手”著称，足智多谋，绰号智多星；慧剑叔被誉为“副刊圣手”，他在南京主编《朝报》副刊时，曾以《水浒》三十六罡为南京新闻界做点将录：点父亲为“及时雨宋江”，注文已忘，大意是称父亲有大哥风范，乃群雄之首；点友鸾叔为“智多星吴用”；还自点为“花和尚鲁智深”。当时程沧波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被点为“大刀关胜”，注曰：“架子不错。”大头诗人许君武，被点为“青面shòu杨志”，注曰：“空学得一身武艺，没有识家，只落得天寿桥头，卖刀糊口。”许氏认为点评恰当，自居不疑。张友鹤叔是友鸾胞弟，是《南京晚报》社长，虽是小报，名气也不大，但尚能撑持下去，被点为“扑天雕李应”，注文是：“小虽小，俺也是一庄之主。”所点既符合人望，所注又贴切幽默，令人忍俊不禁，故传诵一时。
关于“三张”奇闻轶事甚多，但有一事却让我深感内疚和自责。1945年，抗日胜利在望，“三张”分手在即，将走向新的工作岗位和不同的城市，于是他们在重庆照相馆留下了一张弥足珍贵的合影，父亲还在照片上亲笔用半行半楷写下了“新民报三张”五个字，这张照片也一直压在他的写字台的玻璃下，顺带说一句，凡是父亲压在玻璃板下的照片，都是他认为一生中重要足迹的印证。本来这张照片压在玻璃板下，静静地向人们述说着一段历史和一段患难与共的友谊，没招谁也没惹谁。殊不知那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一片打倒声中来了，在那个是非颠倒的日子里，这张照片自然是“反动学术权威臭味相投”的“罪证”，而且听说友鸾叔、慧剑叔都被“揪”出来了，全是在“生死未卜”的行列中，万一红卫兵小将高兴起来，兴之所至地到我家小院来造一下反玩玩，看到这张照片，那还了得！我在那“huáng雀在后”，不知大难何时临头的惶恐与焦虑中，为了保护父亲，我做了一件终生痛悔的错事，我用剪刀把“三张”照片中的友鸾叔、慧剑叔剪去，再把照片藏起来。粉碎“四人帮”后，我以为这张珍贵的“三张”照片将永不再见，岂不知我在友鸾叔女公子张钰姐处，得知她尚有世上仅存的一张“新民报三张”相片，说什么喜出望外，简直是欢喜欲狂，我马上把这如获至宝的照片复印数张，并拿去发表。现在读者在报刊见到的“新民报三张”照片，就是这样有戏剧性地与读者见面的。
“ 三张”在《新民报》都是主笔，父亲主编文艺副刊，后来又兼任了重庆版的经理。当时重庆《新民报》有两个副刊，一个由谢冰莹先生主编，一个就是由父亲主编的《最后关头》，他在1938年1月15日的发刊词《这一关》中说得明白：关这个字，在中国文字里，已够严重。关上再加最后两个字，这严重性是无待词费了。
最后一语，最后一步，最后一举……这一些最后，表示着人生就是这一下子。成功，自然由这里前进。不成功，也决不再有一下。那暗示着绝对的只有成功，不许失败。事情不许失败了，那还有什么考虑，我们只有绝大的努力，去完成这一举，所以副刊的命名，有充分的呐喊意义包含在内。
……
这呐喊声里，那意味绝对是热烈的，雄壮的，愤慨的。绝不许有一些消极意味。我相信，我们总有一天，依然喊到南京新街口去，因为那里，是我们南京报人的。
这呐喊声气壮山河，它不仅鼓励民心士气，也是对达官贵人的当头棒喝，是父亲的心声，也是狮子吼，能发聋振聩！父亲开宗明义的为这个副刊规定了内容是：一、抗战故事（包括短篇小说）；二、游击区情况一斑；三、劳苦民众的生活素描；四、不肯空谈的人事批评；五、抗战韵文。他还规定每篇文章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