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只是"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那是很难做成什么大事的；不但事业做不好，人也活不到应有的程度。
东方古典文化，儒家也好，道家、佛家也好，都qiáng调一个静字，即万象放下，心无杂念、豁达光明、冲融虚廓的心境。在儒家，叫作"正心"、"诚"或"无妄"；在道家，叫作"无
为"、"无为而无不为"；在佛家，叫作"明心见性"、"无行住而生其心"。
怎样来达到圣贤的境界呢？曾国藩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极赞孟子养气说和庄子的逍遥说，从中可见他在这两个方面是下过一番功夫的。
养气说是孟子人生修养方法中最有特色的学说，即所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第25节：第二章 曾国藩的磨砺之功（14）
孟子的"养气"实际上是-种锻炼人格意志和身体素质的方法，它是在人的jīng神世界使某种意志信念高度集中凝聚，然后让其充沛完满，贯注全身。此时，人的身心成为意志和信念的凝聚体，而意志和信念也找到自己的物质载体。孟子的"养气"与中国古代的气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它们都揭示：如果人们祛除各种心理杂念，保持心理意志的高度凝聚，特使周围磁场发生物理变化，由心理变化导引出生理变化，而生理变化又反馈和qiáng化人的心理变化。这大概是孟子"养气"的真正内涵。
孟子的"浩然之气"是一种充溢着刚性的"力"，这种刚性之力并非来源于人体质的健壮和权势的显赫。身qiáng力壮和位高权重固然有某种威慑力量，但若没有仁义礼智的信念做jīng神支柱，则不过是"匹夫之勇"和"妾妇之道"面已，因为它们只能让人口服达不到使人心服。"浩然之气"的刚性之力来源子人们对自我与宇宙合一的体认和对仁义礼智的信念和践履。孟子"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与他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是中国古代关于充实之美的理论基础。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实际上不就是指人的一种真力弥漫、生气勃勃的内在jīng神状态和充实郁勃的人格之美吗？它在"富贵不能yín，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身上，得到了完美圆满的体现。
孟子的"浩然之气"有一种无坚不摧、大无畏的品格。有了这种浩然之正气，就能坚持正义、气节和情操，"宁肯枝头抱香死，何曾chuī落北风中"，为了捍卫自己的人格而赴汤蹈火、
视死如归，也决不苟且偷生，玷污自己。孟子的"浩然之气"与其"舍生取义"一道，给后人以巨大的jīng神力量和激励作用。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在抗元失败后被俘，他严词拒
绝了元朝统治者的威bī利诱，在狱中写下了慷慨激昂、流传千古的《正气歌》，其序云："孟子曰：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
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文天祥认为的正气贯注于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气势磅礴，光耀日月，万古长存。有了这种浩然正气填塞于胸，就达到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可以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而不动心，面对敌人的屠刀而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曾国藩写信给胡林翼，与他一同欣赏《庄子》，谈庄子冲淡、超旷的人生理念，认为与孟子的"浩然之气"有异曲同工之效。他说：因思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到德者约有数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于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于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睥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
养浩然之气，做一个心胸豁达的大丈夫，这既是修身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成大事的必备条件之一。当今的成功人士，从李嘉诚到柳传志，从曾宪梓到荣毅仁，他们无不虚怀若谷。但一个豁达的心胸并不是与身俱来的，而是通过后天的不断的修养与培炼而达到的，这需要我们向以往的圣贤学习，同时也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培育浩然之气！
不断调试自我
曾国藩语录：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一生何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
译文：只要能每天都有新的进步，百倍用功，还怕不能变化气质，超乎凡人，达到圣人的境界？
综观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倾向，他是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上述各家思想，几乎在他每个时期都有体现。但是，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不断调试自己，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qiáng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正反映了曾国藩善于运用各家学说的"权变"之术。
曾国藩的同乡好友欧阳兆熊曾经认为，曾国藩的一生有三变是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这个说法大体上勾画了曾国藩一生三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
第26节：第二章 曾国藩的磨砺之功（15）
曾国藩扎实的儒学功底，是在作京官这个时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了作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讨。在新的环境里，他
得到了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指拨，登堂入室，其理学素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之目的。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曾国藩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求，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于他整个一生。
太平天国起，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镇压农民起义。在这个时期，尤为鲜明地表现出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的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为治。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不完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这个时候行不通了。
曾国藩的老庄思想，始终都有表露。他常表示，于名利之处，须存退让之心。自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益qiáng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
在心头。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采，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要将权位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猜忌。
世谓曾国藩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实则曾国藩在1858年以前以禹墨为体，申韩为用（申不害、韩非）。1858年以后，始改而趋巽顺。如果将曾国藩的一生处世也按三个阶段来划分，亦各有其特点，第一阶段，为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擘画经营，功德圆满之时；第三阶段，为自概自抑，持盈保泰，不在胜人处求qiáng的平和时期。民国的何贻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