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信不及。是我的罪过，不是泉璨的过错。于是在官衙前，袒衣露肉自罚了三十杖，却没有制裁县令。据说，自此之后，"属城肃励，莫敢犯法"。魏文帝听说此事后，下诏褒勉慰劳他；权臣宇文察也写信给长孙俭说：近来听说您部内县令犯罪。你自罚三十杖，警示众僚。过去虽听说过"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说的是忧公忘私、知无不为的事，但还不如您舍身自罚、圳诫群僚。听说之后，很是赞赏。
揽罪法也创造着僚属的主动积极性。它对僚屑行为的否定。是通过自我反省的"反躬法"作出的，这就是传统儒学的"恕"道。结果，同样以曲折的方式激励了僚属。因为按照
"恕"道。不应当再让官长"自责"、"自罚"了，谁要再引起这种后果，就会惹发众怒、引火烧身。椎功揽罪是一种稀见、难得，过分的极端举动。也正因为如此，它具有撼动人心的感化作用
三是不罚示恩法。中国古代有一种通行的施之于僚属的责罚力式--杖罚，也即打板子。各级官长都拥有对僚属的杖罚权
。但jīng于治道、治术的官长们往往放弃这种法定的惩罚权，
不依恃杖罚而求得治理、、唐玄宗开元初，砀山县令韦恒"为政宽惠，人吏爱之"。遇皇帝出巡，硒山应当供应衣食住行事宜。当时沿途州县惧怕这一重要事情安排不好，"务于鞭扑"，督责吏人。韦恒"独不杖罚而事皆济理"。德宗贞元时，吴凑做京兆尹，僚吏"非大过，不行笞责"，召来当面问清事情原委，批评之后放归继续工作。"吏尤惕厉，庶务咸举。"
陆象先，玄宗先天二年做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剑南道按察使，在官"以宽仁为政"。同僚司马韦抱真劝说他：希望您厉行杖罚。树立威名。否则。一旦下僚懈怠起来，却没有震慑他们的东西。陆象先说：做官能够治理就行了，何必用严刑来树立威风！损人利己，那不是{：恕之道。后来，陆象先又做了蒲州刺史、河东道按察使。-次，一个小吏犯罪，陆象先只是批评他几句，就放他回去了。旁边的录事说：这种情况按法应当行杖。陆象先驳斥说：人情都是相差不多的。你怎么就不懂我的意思？如果说今后一定要打板子的话，那就从你开始吧！一席话说得录事"惭惧面退"。按照陆象先的说法：天下本来是没有多少事的，只是那些庸人插手gān扰，这才搞得繁不胜繁。如果在源头上就以清静安之，不用发愁，事情自然就减少了。因而，陆象先前后做州刺史，"其政如一，人吏咸怀思之。"
武则天时。徐有功为蒲州司法参军，"为政宽仁，不行杖罚"，胥吏们感恩戴德，互相诫约：谁犯了徐司法杖罚，大家就一起来贬斥惩罚他！结果，胥吏们争相做好自己的工作，直
到徐有功任满离开蒲州，没有-个人被杖罚过。
玄宗先天时，李日知做刑部尚书。他做官的风格是"不施捶挞而事集"，即不用杖罚威胁，公事也都办利索了。有一次，一个令史接到诏敕，竟忘记了当天发下去。这当然是了不得的过失，作为刑部长官的李日知自然发怒了。他召集众僚，命人取来杖板，准备杖罚这个小吏。但转而一想，又改变了主意。对那个令史说：我要是打了你，天下人肯定会说你能撩拨我发怒。而一旦真的打了你，你的声名也就完了。不光矮同僚半截，你的妻子儿女也瞧不起你子。这次就饶了你吧！从此之后，"吏皆感悦，无敢犯者。脱有稽失，众共谪之。"
第58节：第六章 曾国藩的进退之智（1）
陆象先把大肆杖罚看成不会得一日安宁的"繁扰"
下策，以为-施杖罚就会造成"打而不胜打"的恶性循环，所以，他认为不用杖罚是"安静"、"简化"的根源，也即开始不打板子。最终也就无人可打了。其实不罚示恩的功效也在于此，它能使官与吏的关系呈良性循环状态。
一个想成大事的人，必须要在下属心中建立良好的形象，树立有力的权威，只有这样他们才会从内心上真正服从你，真正地为你卖命。因此，除了施威之外，他还必须巧妙地下属施以恩惠，做到投之以桃李，而报之以琼瑶。
第六章 曾国藩的进退之智
曾国藩认为：凡办大事，以识为主。在人生的进退问题，尤其是如此。人生是一个不断进退的过程，如果在该进的时候不前进，在该退的不回收，就会让自己遭致失败。曾国藩把握了进退的智慧，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这不但成就了他的成功人生，也使他成为一代中兴名臣。
进退必先观大局
曾国藩语录：论事，宜从大处分清界限，不宜从小处剖析微茫。
译文：研讨事情，要从大处分清界限，而不适宜从小处剖析细微。
任何事业，某种意义上都是局部的事业，都在一定的大局之内，要想把事业做好，必须先察大局，认清其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特别是大局的发展趋势，然后借势生风。不然的话，纵有千条妙策，亦难有所作为，纵使有所作为，因为局部毕竟决定不了全局，也算不了什么。
曾国藩从办团练那一天开始，因为没有实权，又没有军饷，兵力发展不快，真是惨淡经营，屡战屡败。而他想要实权以便办事的想法，更是屡遭挫折。
至咸丰十年止，曾国藩以客寄的身份办团练，建湘军，剿杀太平天国已有七八个年头。其间，咸丰三年攻克武汉，巡抚一职与他擦肩而过，后来，他费尽心机，甚至剥下理学
家的面具，在守父丧期间伸手公开向清政府要督抚的位置，但遭到拒绝；再往后，听到石达开要进入四川，胡林翼等人闻风而动，鼓动官文上疏请清廷将四川总督大印jiāo给湘军第一统帅。事情还是没有成功。
咸丰十年四月，江南大营的溃败给曾国藩带来了绝好的机会，胡林翼等湘系高级首脑立即聚于曾国藩的大营宿松，开始紧张的密谋。
江南大营拥有重兵七万余人，集中了清廷正规军中最jīng锐部分。闰三月十五日，经过与太平军九昼夜之战，江南提督张国根溺毙河中，总兵阵亡。至四月初六日，清廷深倚重的和chūn败走常州后在浒壁关惊悸而死。至此，屏蔽江南财赋重地的江南大营将死卒亡。
正是在这突如其来而又事关湘军集团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时刻，湘军首领开始陆续赶赴曾国藩所驻防的宿松。曾氏兄弟、左、胡、李元度等，在此前后在曾国藩的住地宿松畅谈时间长达二十三日夜，达成了"共赴"艰难的共识，对各自的发展影响甚大。
宿松会议是湘系势力的发展乃至扭转全局的重要会议。第一，左宗棠被控案已结，对稳定湖南大有裨益。尤其是咸丰帝旨令最后一节，询及左宗棠多年"拂郁之隐"，左宗棠
感激涕零，表示"此后再不意气用事，听候曾国藩的消息，如有可出之理，未敢固执。"第二，壮大了湘系力量，湘系重要人物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在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第三，对江南大营溃败后，清廷可能进行的重大人事调整进行了预测，认为两江总督一缺，曾国藩与胡林冀两人中必有一人担此大任。这对鼓舞"士气"，有重要意义。第四，左宗棠的才能更为全国所知。曾国藩的幕僚黎庶昌编订《曾国藩年谱》时就曾明确指出：左宗棠"留营中两旬，朝夕纵谈东南大局，谋所以补救之法。"而作为清政府倚为gān城的江南大营的溃败，也在政治、军事上为湘军势力的发扫清了障碍。但当时湘系中有许多人却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转机。左宗棠却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天意其有转机乎？"有人不解其中妙处，他又解释说："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资以讨贼，得此一浩dàng，而后来者可以措手。"众人始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