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人类以来，便有了夫妇，有了夫妇，便有了父子，有了父子，便有了兄弟：一家亲人的关系，就只有这三种。由此开始，上下左右，各种亲戚，一直到九族，都是从这三种亲人中派生出来的，所以在人类的各种关系中，这三种关系最为重要，感情不能不深厚。
兄弟，是同一父母所生，血缘关系极为密切，在幼年时期，父母左拉右扯，兄弟前偎后依，同一个桌上吃饭，同一件衣服传递着穿，读书使用同一本书，游玩同去一个地方，即使是无理昏聩之人，也不能不相互友爱。但等到成年以后，分别娶了妻，生了子，即使再忠诚厚道之人，对兄弟之间的感情也不能不有所衰减。因为妯娌关系和兄弟关系比较起来，毕竟要疏远淡漠多了，现在让彼此疏远淡漠的妯娌来制约深厚的兄弟感情，就像用圆盖去覆盖一个方底的物体一样，必然难以完全吻合。只有那种友爱之情特别深厚牢固，不为妻子所动的人，才不会受到影响。
妯娌，是家庭各种矛盾的挑起者。与其让骨肉同胞居于其间反目为仇，还不如让他们异地居住的好，因这样起码还可以时时互相怀念。况且，兄弟之间若发展到形同路人，那么处于是非之地，很少不产生隔阂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处理家族事务却怀着个人私情，肩负家族重任却不讲兄弟情义；如果人们能够经常反省自己体谅别人，视兄弟子女为自己的子女，便不会产生这种忧患了。
司马光在《家范》中则专设《兄》、《弟》两篇来具体讨论兄弟关系。在《兄》篇里，司马光用陈平等人的事例，说明兄对弟要不藏怒、不宿怨、应该友爱；在《弟》篇中，用郑均等人的事例，说明弟事兄要敬爱，甚至要代兄受过：
“凡为人兄不友其弟者，必曰‘弟不恭于我’。自古为弟而不恭者孰若象？万章问于孟子，曰：‘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掩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gān戈朕、琴朕、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入舜宫，舜在chuáng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己与？’曰：‘奚而不知也？象忧亦忧，象喜亦喜。’曰：‘然则舜伪喜者与！’曰：‘否！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熟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奚伪焉！’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敢问，或曰放者何谓也？’曰：‘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赋焉，故谓之放，岂得bào彼民哉？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
“后魏正平太守陆凯兄，坐咸阳王禧谋反事，被收，卒于狱。凯痛兄之死，哭无时节，目几失明，诉冤不已，备尽人事。至正始初，世宗复官爵。凯大喜，置酒集诸亲曰：‘吾所以数年之中抱病忍死者，顾门户计尔。逝者不追，今愿毕矣。’遂以其年卒。
“唐英公李，贵为仆she，其姊病，必亲为燃火煮粥，火焚其须鬓。姊曰：‘仆she妾多矣，何为自苦如是？’曰：‘岂为无人耶？顾今姊年老，亦老，虽欲久为姊煮粥，复可得乎？’若此，可谓能爱矣！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骨肉之情（2）
“夫兄弟至亲，一体而分，同气异息。诗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又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言兄弟同休戚，不可与他人议之也。若己之兄弟且不能爱，何况他人？己不爱人，人谁爱己？人皆莫之爱，而患难不至者，未之有也。《诗》云：毋独斯畏。此之谓也。兄弟，手足也。今有人断其左足，以益右手，庸何利乎，虺一身两口，争食相，遂相杀也。争利而相害，何异于虺乎？”
而曾国藩重视骨肉之情，则尤为明显地表现在他对九弟曾国荃的照应上。
金陵攻破后的一个月中，朝廷又是追问天京财产的下落，又是追问李秀成的下落，使曾氏兄弟心惊肉跳。“归功于己”而趾高气扬的曾国荃此时患有“湿毒”，左肩下rǔ上生一毒，又肝旺气虚，“病在水不能生木”，“非药物所能为力”，加上连日遭此政治上的重大打击，更是郁郁不自得。常生无名之火，勃然恼怒。他虽为得胜之臣，实似丧家之犬。曾国藩在金陵见到曾国荃的此种情状，心痛似绞，七月廿八日回到安庆后，于廿九日，八月初二日、初五日、初六日、初九日、十四日、十六日、十九日接连写信给曾国荃，一方面反复表示自己的“实深廑系”，一方面对老九进行多方的劝慰和关照，极力chuī捧说：“弟所成就者，业已卓然不朽。”他甚至不惜屈己以谀弟，说：“从古有大勋劳者，不过本身得一爵耳。弟则本身既挣一爵，以赠送阿兄一爵。弟之赠送此礼，人或忽而不察，弟或谦而不居，而余深知之。顷已详告妻、子知之，将来必遍告家人宗族知之。”又说：“天下之道，无感不应，无诎不伸。以吾心之且怜且敬，知外间亦必千里应之，亦必怜弟敬弟，万口同声。”与此同时，又对老九稍加规劝：“弟不若就现有之功，而加之以读书养气，小心大度，以求德亦日进，言亦日醇，比如筑室，弟之立功已有绝大基址，绝好结构，以后但加装修工夫。何必汲汲皇皇，茫乎无主乎？”但曾国藩所说的这些言辞，曾国荃似乎都听不进去。曾国藩也就按捺不住，骂道：“弟若不知自爱，懊怒不已，剥丧元气，则真太愚矣！”
同治三年八月廿日为曾国荃41岁生日。曾国藩从八月廿五日至九月初三日在安庆特地写了13首寿诗，并把它写成手卷，赠送曾国荃。他写信给曾国荃，说他写这些诗，“一则以纪泽寿文不甚惬意。一则以近来接各贺信，皆称吾弟为古今仅见”。他坦率地说：“若非弟之九年苦战，吾何能享此大名？故略陈众人所颂者，以为祝寿也。”又说：他写这13首七绝，是欲“使儿曹歌以侑觞。盖欲使后世知沅甫立功之苦，兴家之不易，常思敬慎以守之”。故全诗极力为曾国荃评功摆好，说他“一剑须臾龙变化，准能终古老泥蟠”，称颂他于咸丰八年十五日攻占吉安，是“书生初试大功时”；称颂他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攻占安庆，“上感三光下百神”；称颂他攻占金陵，是“昆阳一捷天下悦”、“正赋周宣六月篇”。此时，曾国荃肝气尚旺，抑郁未平，所以思虑深沉的曾国藩，在第一首中劈头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