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曾国藩所说：“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为了防止冤狱累讼的发生，曾国藩严禁私自关押。他曾出榜晓示官吏和百姓，凡关押人犯、证人，本州县必须及时立牌晓示，包括姓名、日期、理由，使众人周知。如有私押者，“准该家属人等喊禀，以凭严究”。这是杜绝执法者以权谋私和乘机违法乱纪所采取的有力措施。
第四，要求州县长官躬亲狱讼，规定清讼期限。
对于符合条件的关押人犯，曾国藩认为必须依法从速处理。他在《直隶清讼事宜十条》中明确规定，全省大小衙门传达司法公文从速，不准拖拉；保定发审局应加以整顿；州县长官要亲自处理狱讼六事；禁止文书差役敲诈勒索；四种四柱册按月呈报、悬榜、讼案久悬不结者，核明注销；严办诬告讼棍；奖励公明便民的执法者；改变陈旧保守的风俗习惯等。由此可见，曾国藩关于清讼的思想中已注意到机构的整顿改革、管理的手续和制度、执法人员的奖励、以及影响决狱断案的风俗习惯的改变等。
第15章 曾国藩大智慧14
在清讼事宜中，曾国藩把“州县须躬亲六事”置于最重要的地位。如州县长官必须亲自收状、拟定和审定有关文告，承审期限亲自计算，能断案件，立予断结，对命盗案件“以初供为重”，“常往看视”关押之犯等。这无论对案件的慎重处理，或者犯人的关心爱护，还是在总结执法的经验教训方面，可说是曾国藩的创见。对于“怠惰偷安”、不躬亲狱讼的州县长官，曾国藩指示“记过示惩”或“严参不贷”。他要求地方长官在自己所管辖的地区出现“政明刑清”，不可贪图享受，而要真心实意，且有一定的文化知识。
清讼，还必须从速结案，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和对地方的骚乱。曾国藩在《直隶清讼期限功过章程》中对各类案件的处理规定了适当的期限：寻常命案，定例自获犯之日起，州县限三个月，审拟招解；斩绞立决命案，州县审两个月，审拟招解；大小盗案，定例自获犯之日起，州县限两个月，审拟招解；军流以下、徒罪以上杂案，定例限两个月，审拟详解；州县自理词讼，定例限二十日，完结。这一清讼期限，对重大命案，州县在处理中所费时间比寻常命案短些，以体现对危害严重的重大命案的重视和快速，反映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的效能和威力。
崇法卫法，则要有优秀的官吏和良好的军队提供可靠的保证。这就必须严格整顿吏治，qiáng调军纪，以法治吏和以法治军。
曾国藩以“转移”、“培养”、“考察”等法治吏。他指出“今日急务，首在用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
“转移之道”，并非是指人才的转移和调动，而是指对于无才之吏，应勉励其好学，“以痛惩模棱罢软之习”；对于有才之吏，须鼓励其进一步勤学好问，“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
“培养之方”，曾氏采用了“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四种方法。“教诲”就是教育诱导；“甄别”，即根据贤能程度加以鉴别分级；“保举”，即对于德才兼备又有经验者，加以推荐；“超擢”，即对德才特别优异者，可越级提拔任用。
“考察之法”，曾氏认为一定要全面和确凿。除了考九卿贤否，凭召见应对；考科道贤否，凭三年京察；考司道贤否，凭督抚考语外，还可以“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如“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则“更为核实”。
无论是转移之道，还是培养之方，或者是考察之法，都反映了曾国藩整顿、选拔官吏的法律思想。如转移之道中，对无才者要“痛惩模棱罢软之习”，对有才者要“化其刚愎刻薄之偏”，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不良习惯和缺陷，要加以限制、约束和惩罚。
培养之方中的“教诲”，既含批评惩罚，又含教育引导，“甄别”，实际上就是分别贤不肖、功过，并据此予以奖惩，“保举”和“超擢”，可说是一种任人唯贤的用人制度。考察之法，反映了曾氏广开言路，从多种渠道去培育、考察官吏的主张。但也注意核实，以防借机攻击或chuī捧。因此，不能由皇帝和主管官任意决断，还要有关大臣、官吏的评议。应该说这是当时较为全面公允的官吏选举、考察制度。
考察、评定官吏的标准是是否为民，而为民则主要表现在能否办好词讼和钱粮。曾氏指出，钱粮不可能不多收，但不能过于勒索；词讼不可能完全听断公允、曲直悉当，但不可过分拖拉牵连。他断言：“居官而不知爱民，即有位有名，也是罪孽。”而“勤”与“廉”是办好钱粮词讼和爱民的必要条件。曾氏认为，“欲讲廉字，须从俭字上下工夫”，“欲讲勤字，须从清理词讼下工夫”。他任职两江、直隶总督期间，严格要求办事人员，并制定条规，规定巡捕、门印、签押不许凌rǔ州县；不许收受银礼；不许荐引私人。“本部堂若犯其一，准备随员指摘谏争，立即更改”。由此可见，曾氏把廉洁奉公、不受贿谋私、不任人唯亲、不结党营私作为做官的准则。
对于谋私、害民之吏，曾氏予以坚决检举，严惩不贷。如江西巡抚陈启迈“荐引私人”，曾氏立即予以“奏参”，并要求皇帝加以惩罚；又如江西补用副将胡开泰，平时横行不法，又无故殴妻毙命，曾氏要求立即严惩，“按照军令，就地正法”。反映了他以法治吏的严肃态度。
曾国藩对于官吏有培养、教育，有监督、考察，有甄别、推荐，有“奏参”、惩办，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完善的官吏选举考核制度。
曾国藩重视孔孟“仁”、“礼”对治军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他的“仁”，就是“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他的“礼”，是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他得出结论说：如能坚持“仁”、“礼”二字治军，“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在这里，“仁”表现为爱兵，但并非一味溺爱，其目的是为了“立人”、“达人”；而“礼”是一种限制、约束和规矩、准则，是对兵的一种严格要求。
在用“仁”、“礼”教育约束兵士的同时，曾国藩又qiáng调，治军之要，尤在论功罪，赏罚严明，以法严格约束。他说：“当此沓泄成风，委顿疲玩之余，非振之以猛，不足以挽回颓风。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法立然后知恩，威立然后知感！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此其时矣。”这里说的“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实际上就是以仁礼加以教育诱导的同时，也当施之既猛又严的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