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理想而又称职的政治家应具有以下品格：
一是责任。就责任方面而言：无论为人君，为督抚，为州县之官，均负领导社会，转移风气，培养人才之责任，这在曾国藩的“应诏陈言疏”中固可知之，于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他尝致官文书云：“弟与阁下均居崇高之地，总以维持风气为先务。”亦足见曾国藩理想中之政治家当负有维持风气之责任。
二是道德。就道德方面言：欲领导社会，转移风气，必当律己以严，以身作则。此于曾国藩之“应诏陈言疏”中既可知之，于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其复李希庵函云：“今天下大乱，人人皆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者焉。吾辈当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共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耳！”足见曾国藩理想中的政治家应当具备律己以严的道德。
三是才具。就才具方面而言：既抱淑世之心，当有用世之具。“才须学，学须识”，曾国藩既称述武侯之言，“取人为善，与人为善”，曾国藩复乐道孟子之语。盖舍多学而识，无以成其才；舍集民广益，无以长其智。既无用世之才具，空抱救世之热忱，于事终无所济。曾国藩生平虽好以德取人，亦兼顾才识。如复左宗棠函云：“尊论人才惟好利没gān两种不可用，鄙意好利中尚有偏裨之才，惟没gān者，决当摒斥。”而“原才篇”亦云：“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故曾国藩理想中之政治家当有用世之才具。
四是态度。就态度方面而言：于曾国藩所谓“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已可知其大概。盖自古官箴，为清慎勤；曾国藩亦尝以此自勉，并曾作三字箴。其清字箴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箴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已。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力求jiāo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曾国藩的勤敬jīng神在他治军方面有深刻的体现。曾国藩十分重视湘军的纪律教育，力争以湘军形象改变老百姓心目中“兵不如匪”的看法。曾国藩说：“担心民心一旦失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堵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自四月以后，间令塔将传唤营官，一同操演，亦不过令弁委前来，听我教语……国藩之为此，盖欲感动一二，希望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目的在于，要在jīng神上唤起兵勇的自觉，以对抗太平军。曾国藩苦口婆心，开诚布公，劝导士兵严守纪律，爱护百姓。
第23章 曾国藩大智慧22
曾国藩对湘军日夜课程的七条规定，就是要突出一个“勤”字，使士兵在营中日夜都有一定课程可做，严格遵守点名、演操、站墙子、巡更、放哨等营规。曾国藩对于治军中“勤”字的理解是“治军以勤字为先，实阅历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起早，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又提到，“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qiáng，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只有在平日里保持高度的紧张，才能有备无患，战时镇定自若。
曾国藩在湘军操练上，严格要求，从不间断，在循序渐进的基础上达到熟练掌握技艺的程度，从而训练出一支jīngqiáng的军队。
人生智慧
为政须勤敬，当官须勤敬。成大事者，必以事业为重。诚惶诚恐地对待自己的权力，尽职尽责，如履薄冰。古往今来，中国不乏这种人物。而“清代帝王多勤敬”，堪称一绝。康熙帝从政六十余年，夜分而起，未明求衣；彻曙听政，日哺而食；数十年间，极少间断。这是康熙帝勤于政事的突出表现。康熙帝于每日清晨至乾清门，听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政事，与大学士等集议处理，这就是衙门听政之制。而康熙帝对自己的要求则是务在jīng勤，有始有终。在他执政的前几十年间，“夙兴夜寐，有奏即答，或有紧要事，辄秉烛裁决”。即使到了晚年，右手因病不能写字，仍用左手执笔批旨，而决不假手他人。他在临终前留下的遗诏中说：“自御极以来，虽不敢自谓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上拟三代明圣之主，而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这并非过誉之词。
康熙帝的勤于政务，以身作则，为“康乾盛世”的出现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后来的雍正帝、乾隆帝等树立了勤政的榜样。
雍正帝从政，日日勤慎，戒备怠惰，坚持不懈。用他自己的话说：“惟日孜孜，勤求治理，以为敷政宁人之本。”
知勤敬者，在于努力充实自己，恰如宋代的赵普。
赵普是宋朝的开国元勋，宋太祖赵匡胤待他如同手足，任命他为宰相，不过他出身微贱，很少读书，处理朝政多凭经验，全无学术。
公元965年（太祖乾德三年），北宋消灭了西蜀国，宋太祖将蜀国国君孟昶之妻，著名绝色美人花蕊夫人据为己有。一次他发现花蕊夫人所用的梳妆镜的背面有“乾德四年铸”五个字，不由十分惊疑，问道：“这‘乾德’二字怎么和我朝的年号相同，这是哪个朝代的？”
花蕊夫人答不出，宋太祖遍询大臣，赵普茫然不知所对，其他大臣也不能回答，只有翰林学士窦仪答道：“蜀国旧主王衍曾经用过这个年号。”
太祖十分高兴，就道：“看来宰相还是要用读书人，窦仪确实具有作宰相的才识！”
太祖便有任窦仪为宰相的考虑，当同赵普商量时，赵普想，如果窦仪入相，自己便相形见绌了，便回答道：“窦学士学问有余，治国的能力却是不足。”
于是此事作罢，不过太祖也劝赵普多读点书。赵普从此手不释卷，每日退朝归来，便独处一室，关上房门读书，直到深夜，到了第二天入朝理政，每件事情都处理得很有章法。他去世后，家人入室检点遗物，发现书箱中只有一本《论语》，原来赵普晚年所读的，就这么一本书，他自己也曾对太祖的继承人宋太宗说：“臣有《论语》一部，半部帮助太祖夺天下，半部帮助陛下治天下。”后世遂有“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赵普虽然有武大郎开店之嫌，但他还是知道提高自己，最终不愧为一代贤相，不像有些官员，自己永远安于武大郎，却又永远拒绝高人指点。4廪实为要，勤俭为本
原文
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大抵军政吏治，非财用充足，竟无从下手处。自王介甫以言利为正人所诟病，后之君子例避理财之名，以不言有无、不言多寡为高。实则补救时艰，断非贫穷坐困所能为力。叶水心尝谓，仁人君子不应置理财于不讲，良为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