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曾经说“独”这个东西，是君子与小人共同拥有的。当小人在他单独一人之时往往会产生一个错误的念头，这些错误之念聚得多了就会泛滥，而欺负别人的坏事就会产生。君子在他单独一人之时会产生一个诚的念头，诚实积聚多了就会谨慎，而自己管束的功夫就下得多了。君子、小人在单独处事上的微妙差异，是可以加以评论的了。
《大学》自“格物致知”以后，以前的言论和过去的行为，可以作为扩大其知识的资料；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碎问题，也可以加深他的见识。他的心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已经能剖析公私间的区别；在联系道理的时候，又可以充分jīng辟地研究事理的得失。那么，对于善事应当去做，不善之事不应去做，早已明晰地认识到了。而那些小人们，却不能有实实在在的见识，而去实行他所知道的事。因此当眼前有一件好事需要办时，惟恐别人不能知道，因而去做时迟疑不决；对于有一件不好的事情面临时，心存侥幸，以为别人不一定能知道，因而拒绝得很不力。背地里独处之时，弄虚作假的念头就产生了，这就是欺骗。而君子，惟恐去办一件善事办得不力，在暗中有堕落的行为；一个坏毛病改正不了，就会像涓涓细流一样长年不断地犯下去。暗室之中而仿佛面对天日，心里坚如金石。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慎之又慎。这就是圣人经典中的准则，而为后世贤人所切实探究。世俗之儒认为独自体察是内心自我观照，这会导致对眼前的事理认识不清，从而使慎独的宗旨更加隐而不显。总起来说，“明”应该在“诚”之先，不通过格物致知而得明，那么这个“慎”也就不会做得恰当；一味地用心于眼前的事物，当没有事物时，“独”也会无法把握。这是修德的路径，不能不细加辨析。
※详解
曾国藩是以注重品行、为人圆融通达而著称于世的。但是曾国藩在这一方面的成就并非一日之功，而是经历了整整一生的辛苦磨炼。
据说，曾国藩从小就很有心计，尤好报复。嘉庆二十四年下半年，九岁的曾国藩随父至桂花塘一位姓欧阳的人家中就读。一天，他与主家小孩发生口角，主人纵子，不问情由，将曾国藩骂了一通，在那里当塾师的曾竹亭还连连道歉。曾国藩将此事暗记在心，到散学时，偷偷把主家的金鱼缸底部打破，水gān鱼死，这才解恨。十二岁时，曾国藩与小伙伴在神王庙里玩，不小心把神王翻倒在地。竹亭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还给神王重新装了金身。为了让曾国藩不再与邻居小孩嬉游，竹亭带着曾国藩到距家六里的九峰山古罗坪定慧庵去读书，早出晚归。从此，曾国藩路过神王庙时，常把当作马骑的竹棍系上绳子，放在神王肩上，气愤地说：“搭帮你，我到山冲里读书去了！你好好把我的马看着，如果我的马走了，定不饶你！”
而且，即使在曾国藩封官以后，我们从当时曾国藩的一些家书中可以发现，他也曾是一个很小气的人，也会为自己升官发财而沾沾自喜。
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四月，曾国藩参加翰詹大考，题为《远佞赋》，以“请问下民常厥德”为韵；《君子慎独论》；《赋得“澡身浴德”》。曾国藩列二等。至此，他才最后通过了仕途上层层的八股制艺考试，六月初二，六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擢次如此之快，连曾国藩本人也深感意外。他于十七日写信给祖父说：孙“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话虽然这般说，实际上他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同一天，给叔父母写信说：“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第二天，又给在家的三个弟弟写信，不无自负地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因此，他叮咛诸弟说：“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第二部分：明 qiáng人生第一自qiáng之道（3）
曾国藩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战事上常常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gān。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事方法所带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qiáng，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因此一年以后，当他再次出山时，他则变得善于应酬，左右逢源，他自己也承认，“余此次再出，已满十个月。论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乎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亦而为慷慨激烈，轩慡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屡蹈怨尤，丛讥取戾”。
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养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曾国藩一生兢兢业业，在自己的道德修养上一刻不敢放松，他的人品也得到了世人的一致好评，如他的同僚薛福成曾有一大段评论曾国藩的人品、尤其是他待人处世的话：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bào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亦在此！
而在曾国藩死后，对他的人品事功更是好评如cháo。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两人一生有很好的私jiāo，当时又曾结有很深的恩怨，而在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在给儿子的信中对他是这样评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