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杰辈出，元嘉之治
宋文帝刘义隆承继其父兢兢业业的治国之策，在东晋义熙土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债”，又施行劝学、兴农、招贤等一系列措施，广大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史书记载：“三十年间，民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可以肯定地讲，元嘉之世（424—453）是南北朝时期国力最为qiáng盛、人民最为安居乐业的历史时期。
探究此段历史，综合《南史》、《北史》、《资治通鉴》等纪、传、编年史书，林林总总，其中多有中国历史知名的文人武将，都生活于元嘉时代，虽然他们的下场几乎不出“悲剧”二字，但借助他们飞扬的风采和瑰丽的辞章，足以昭彰元嘉之世的人杰地灵，群星璀璨。
谢灵运
东晋名将谢玄之孙，袭封康乐公。刘宋建立，降爵为康乐侯。由于和庐陵王刘义真关系近密，被徐羡之等大臣出放为永嘉太守。文帝继位后，很欣赏他的才华，升任侍中。谢灵运自以为士族名家，觉得应参预机要政务，但文帝只是欣赏他的文才，仅在侍宴时与他赏谈义理文理而已。
谢灵运心中不平，文人轻狂秉性发作，常常称病不上朝值班，在家里大修园圃，出外游玩，十天半月也不告假上表，日以继夜，游娱宴乐。元嘉五年，被御史弹奏免官。谢灵运世代名族，家业富饶，常常带着数百门生故旧以及仆人游山玩水，凿山开湖，并发明被后世称为“谢公屐”的登山鞋。他在始宁南山率众伐树开道，一直到临海，太守王琇惊骇不已，以为是一大帮山贼来劫掠，最后知道是谢灵运才安下心来。
他又常侵夺百姓湖田，横恣不已，被人弹劾，贬为临川内史。在临川任上谢灵运仍旧不改旧习，政府派人逮捕他，他竟然举兵抵抗，兵败后免死判长流广州。本来文帝爱惜他的才华，只想免其官职，彭城王刘义康坚决要降罪于他。到广州后，与故旧又想造反，终被文帝下诏斩首。谢灵运的诗虽然仍旧不脱玄言诗的影子，但极大开拓和丰富了诗歌的意境，山水诗从此成为中国一大诗歌流派，谢诗罕有通篇全佳者，每首诗终篇处总是以浮浅的所谓悟道之语作为结束，让人有“狗尾续貂”之感。但现观其诗篇，极貌写物，殚jīng求新，仍不乏清新名句：“池塘生chūn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等等。
刘义庆
文帝堂兄，袭封临川王，比文帝大五岁，曾多年担任辅国将军、尚书令、秘书监等要职。史书记载他“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招集了许多文人雅士在幕下。元嘉十七年，文帝的亲弟弟刘义康被贬逐出，他幸亏没有被牵涉到这一政治事件中，调任南兖州刺史，在手下文士的协助下完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作品——《世说新语》。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类，每类收有若gān则，全书一千多则，开创“志人笔记小说”的先河。《世说新语》善用对照、比喻、夸张及白描等文学手段，佳句多多，典故不俗，后人对“魏晋风度”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部著作，尤其是摹画人物，只寥寥数语，jīng神面貌便跃然纸上，诚为中华文学中的瑰宝奇葩。元嘉二十一年，刘义庆卒，年四十二。
鲍照
字明远，是南朝一流大诗人。元嘉十六年，鲍照二十多岁时获刘义庆赏识，被任为国侍郎。刘义庆病死后，他失去官职，陆陆续续做过一些小官。宋孝武帝平定刘劭之乱后，他作临海王刘子顼的幕僚。宋明帝时刘子顼起兵，后兵败被赐死，鲍照为乱兵所杀。他一生沉沦下僚，郁郁不得志，但诗、赋、骈文成就很高，感情qiáng烈，文辞华美，最著名的有《拟行路难》十八首，广为传诵，尤其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对他大加叹赏并效仿（杜甫《chūn日忆李白》有“俊逸鲍参军”语）。
我曾细阅《南北朝隋诗文纪事》等书，见鲍照文集中搜录了不少他的一些应酬附和之作，为某大官的母亲写的“墓志铭”啦，为某大将军致仕写的“谢恩表”啦，某位王爷送给自己几匹绸缎写的感谢信啦，为某位地方官修建的亭台楼阁写的铭赋啦，冗文不少，可叹如此骨格清高的不遇奇士，也难免多流俗之作，境遇缠人，当是不假。
范晔
范晔，字蔚宗。元嘉九年，彭城王刘义康的母亲王太妃去世，范晔兄弟在大丧期间饮酒听歌，被贬到宣城当太守。福兮祸兮，宣城任上，范晔写成了他的不朽历史名作《后汉书》，采用论赞的形式明文评论史事，把史论作为重点，通古今之变，语言凝练，用意深刻，结构严谨，编排有序，而且文辞优美，简洁流畅，不仅是史学名作，也是文学名作。
元嘉十七年，彭城王刘义康遭贬，范晔的仕途反而一帆风顺，五年间一直升官，最后甚至掌握禁军大权。元嘉二十一年，刘义康的几个心腹谋划政变，义康本人也不断为范晔的宣城之贬致以歉意，他不由自主地卷入政变yīn谋。文人行事，迟疑不决，读书著史可以七行俱下，真gān起yīn狠篡弑之事就没魄力了。不久事泄，范晔被族诛，三子同时被杀，只有孙子范鲁连因母亲是公主之女才免死。其侄孙有齐、梁之世因著《神灭论》而著名的范缜。
在崇尚人物风度相貌的魏晋南北朝，范晔“长不满七尺，肥黑，秃眉顺”，是个肥浊委顿的胖子，与挺拔白皙的美丈夫标准相去甚远，而且为人非常不孝顺，且贪酒好色，临刑之日只知搂着将要一同被杀的美色姬妾痛哭。他之所以受知并扬名于当代，想必是其卓而不群的智识和才气，看来文人的为人之道与其固有的才气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有时有天渊之别。
檀道济
宋武帝刘裕在位时即为军队前锋，北伐时屡立战功，所到之处皆望风降服。文帝即位后他又带兵攻杀权臣谢晦，使其不战自溃。元嘉八年，到彦之北伐失败，而檀道济一军与魏军三十余战皆取胜，军队至历城，因粮草不继而退兵。魏军听降卒说宋军粮尽，欲乘虚攻伐。檀道济在夜里大燃灯火，让兵士在营寨里以竹筹计数查点粮食——其实一袋一袋的都是沙子。魏军探知情报，没敢追击，反而杀掉了投降的宋兵。这就是中国军事史上著名的“唱筹量沙”典故的由来。
檀道济功名赫赫，左右心腹身经百战，各个儿子又才气不凡，朝廷对他渐渐产生疑畏之心，下朝后，路人看见他威风凛凛的样子，不禁说：“说不定又是个司马懿啊。”宋文帝年轻时常常患病，元嘉十二年，文帝忽然病重，怕自己死后檀道济反叛，就召他入朝准备杀掉。入朝后，文帝病情好转，就又放他回镇守之地。活该有事，上船时一群白鸟聚集在船篷上悲鸣，文帝忽然又病重，彭城王刘义康矫诏收檀道济及其子弟八人于狱杀之。道济临死之前，目光如炬，愤怒已极，摘下巾帻扔于地上，厉声说：“乃坏汝万里长城！”（称军队为“长城”自此始）北方魏国听到这一消息高兴坏了，都说：“檀道济已死，吴地之人不值得让人害怕了。”自此频频南侵。元嘉二十七年魏军bī至建康城下，文帝登城瞭望，面有忧色，叹息道：“如果檀道济活着，怎么会到这个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