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必正虽如此说，他手下的“忠贞营”力量，远远弱于孙可望之军。
1644年前，大顺军有一统中国之势。山海关之败，李自成开始走霉运，最后在湖北被农民杀掉。自那时起，大顺军一蹶不振，而且一直没有出现过核心领导人物。高一功，李过二人所统的陕甘部大顺军在李自成大败后减员不多，他们在湖南地区归附明朝，却广遭当时南明督师何腾蛟的猜忌。这只军队，一直受南明大臣堵胤锡重视，隆武帝赐其名曰“忠贞营”。忠贞营主将是李过和高一功，李过乃李自成侄子，高一过乃李自成妻高氏的兄弟。隆武帝赐李过名“李赤心”，赐高一功为“高必正”。李过不久病死，只剩下高一功独挑大梁。在湖南时，堵胤锡与左良玉旧部马进忠有矛盾，就让高一功率军进驻本为马进忠所守的常德。当时，高一功部几十万人马，已被力量狭窄的南明督师何腾胶遣散了一半多，可军队的战斗力还不差，大张旗鼓往常德进发。马进忠害怕自己被吞并，尽驱百姓，把常德抢空后烧成白地。闻知消息，急得湖南主政的何腾蛟直跳脚。再找二只军队，踪迹全无。清军迫在眉睫之际，何腾蛟呆在湘潭，竟然找不出任何一支大部队来护卫自己，以至于清军趁机突袭，把这位何督师生擒。
清朝“三王”南攻之时，高一功自提五千jīng兵朝见永历帝，竭显忠心。当时，陈邦傅拉拢高一功，称之为舅，劝他入肇庆劫驾，吞并李成栋之子李元胤的军队。高一功对此非常反感，对手下讲：“我虽曾为朝廷大贼，行事却磊落光明，怎能做出这等猪狗之事！”不久，见永历朝中朋党斗争激烈，众将不和，高一功只得率部转移。清军大举进攻两粤，高一功率忠贞营主力自南宁入夔东。途经湘西时，当地苗兵发动攻击，高一功中箭身亡。他死后，李来亨任主将，在四川坚持抗清达十四年，但那时已不打“忠贞营”旗号，称为“夔东十三家”。
孙可望派来的杨畏知，本来就心向朝廷。入朝之后，他向永历帝具告云南虚实，认定孙可望jian诡难测，请求永历帝要加以预防。阁臣吴贞毓与其定议，同谋为国家事。
永历帝很感欣慰，拜杨畏知为夺阁大学士。与其同来的龚彝是孙可望心腹，他见杨畏知得以大学士之封，与朝臣深jiāo，自己一无所得，妒恨之下，回到昆明就向孙可望告状，说杨畏知“卖主求荣”。
永历朝廷活"曹操”（3）
怒极的孙可望立刻招来杨畏知责问，责斥他为何“卖主求荣”。
杨畏知乃耿直人，闻言大怒：“狗贼，我主乃当今皇帝，何卖之有！”几句话讲不顺，二人互骂，杨畏知摘取头上冠帽，击打孙可望。
老孙横怒，抽刀迎头就剁，把这位老乡杀于殿中。
永历朝廷得知孙可望杀杨畏知。怕老孙狗急跳墙，就派人封他为一字王，但仍不封他“秦王”，封为“冀王”。孙可望不买帐，大怒道：“我久为秦王，安得屡屡改封！”
他手下心腹进劝：“大丈夫当自己作主，何必朝廷来封！”
于是，孙可望再不顾及永历朝廷，索性大摇大摆自称“秦王”，四处用印。
孙可望“王封”问题久拖不决，南明国事衰竭速度倒很快。
清军孔有德部大破桂林，杀督师瞿式耜，明将陈邦溥向清军投降，永历帝乘船奔逃。
本来，永历帝想逃往贵州，被大学士吴贞毓劝止：“孙可望跋扈无礼，如果入黔，则满朝俱为其所制，国事危矣！”
永历帝的随行宠臣马古翔暗中通款孙可望，在垦请永历帝入黔的同时，他与太监庞天寿私下讲：“今日天下大势，已归秦王，吾辈应早早与秦王结纳，以为退身之步。”于是，他们找到孙可望派到永历帝身边扈驾的二位军将曹延生和胡正国，告知说要与朝臣一起劝永历帝把皇位“禅让”给孙可望。
曹、胡二将虽是孙可望手下，颇知礼仪，大惊：“此等事何可轻议，我二人仅来护驾，只向秦王传报军情，不敢私议国家大事。”
马古翔不死心，暗中派人持密信劝孙可望为帝。
由于有李定国等人在，孙可望不敢乱来。惟恐人心不服，他便先表示要迎永历帝入贵州，挟天子以令诸侯，走一步看一步。
曹、胡二将素有忠心，忙把马古翔与孙可望之间的yīn谋告之阁臣吴贞毓，希望永历帝不要轻易入黔，暂驻广西边境，以维系人心，号召远近。
但是，清军大军步步bī近，永历帝再不移驾就会成为俘虏。抓住这次机会，孙可望立刻派三位大将率重兵“迎接”永历帝，把从南宁逃出的永历帝接至贵州安隆千户所“安顿”。
安隆之名，也由永历朝臣改为“安龙”，这样一来，听上去还有些心理安慰。此时的永历朝廷，文武官员仅几十人，即使加上所有兵丁、家属以及后勤人员，这位皇帝手下才三千人不到，几乎成为光杆皇上。
孙可望派严兵“护卫”这座小城，永历帝成为他的笼中之鸟。
老孙本人，移镇贵阳，大造王府，开设六部，俨然使得安隆的永历政权倒成为他的“影子”政权。
幸好，李定国、刘文秀对南明表效忠心，派人送来大量银币、食物，永历小朝廷总算能得到一丝心理慰藉。
在贵阳，孙可望俨然一方之主。他大造宫殿，设立文武百官，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委派文武官员数百，并令刻期朝见，加以私恩。只要发现单线同永历帝有联系的人，立刻诛杀。
孙可望朝廷全须全尾，不仅有宰相、六部尚书、御史，连“翰林院编修”都有。他还下令铸印信，印文用八叠文，把明朝原来的印信全部替换掉。
他手下的礼部主事方于宣非常会拍马屁，亲自为孙可望撰写“国史”，书中称张献忠为“太祖”，并作《太祖本纪》一传，把张献忠比为汤武之君，斥崇祯帝为桀纣之君。
孙可望见此，也觉过分，说：“也不要如此之甚！”
方于宣挺胸讲道：“古来史书皆如此。不如此记述，不足以弘扬开创之勋劳！”
这位翰林还极尽谄媚之事，专门为孙可望订制天子仪驾和“九奏万岁之乐”，作诗歌功颂德，仔细研究大臣朝见“秦王”的朝仪，使得孙可望本人很有“天子”的感觉。
见火侯差不多，方于宣屡次劝孙可望为帝。
孙可望坦言：“我登九五，又有何难，但恐人心未附。”
方于宣进言：“朝内与国主您相左者，惟吴贞毓几人，川黔两省，仅钱邦芑几人，杀掉这几个人，其余皆不足虑。”
孙可望：“吴贞毓好处理，但钱邦芑在外有兵，川黔人民众望所归，现在杀之，恐士民解体。”于是，他就派人持书信，催促人在四川的钱邦芑入贵阳“朝见”。
无奈之下，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这位南明巡按大人被bī得只能自剃为僧。为此，孙可望“外虽怒骂，内实惭愤”，仍旧让人劝他来贵阳向自己表示拥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