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哪一方面呢？ 总而言之，那些乐意认同某一职业的人，视“工作”为一个有机会让他们在本行成名的场合。另一方面，那些想在每一行都吃得开，并因此规避某 一项专业的人，往往是用金钱的角度看待工作世界。在学生时代过度重视社jiāo生活的人，进入社会容易变得过度重视金钱；迟早，他会完全以金钱报酬 的多寡来衡量工作。
与制度为敌对子女在成长时期的变化，为人父母者常会感到惊讶。但最感到惊讶的， 还是那些住在远处的亲戚。他们没有天天看到这些年轻人，只是偶尔造访一下，而在岁月递嬗的期间，这些年轻人似乎已转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对一群仍在可塑阶段的人做长期研究，就好像是一个定期来探访的远亲 一般。经常，我们不但感到讶异，而且还很震惊。一些过去看起来很害羞、内向的少年，竟会蜕变成很有自信心、做事独断的人。一些曾告诉我们自己 整天都在做性幻想的青chūn期男女，已不再浮躁，而且能以更认真的态度来面对他们自己，以及往后工作的问题。
由于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我们无法从一开始就选择出那些未来事业发 展型恰巧与罗伯及乐娜相反的青少年。就算我们真试着这么做，事实仍可能证明我们当初的选择是错误的。然而现在回顾一下，我们就知道何以某些青 少年能达成起初我们对罗伯和乐娜的期望，以及了解他们之所以成功，而后两者之所以失败的原因。
贝利。史考特——我们将要研讨的三个案例之一——就提供我们一个很 好的例子，让我们看到那些事业有成的人，于 15 岁到 30 岁的过渡期间，在态度上及志向上所经历的各种变化。他和前章谈论到的罗伯及乐娜最大的不 同点是：后两者在表面上看起来虽然很有抱负，实际上却与自己的工作有一段情感的距离，有趣的是，这段距离的存在反而使他们更能摆出一副专心工作的姿态来。工作对他们而言，只不过是一个获取名利的工具罢了。而另一 方面，当贝利接受一份工作，并从此安定下来以后，他就把注意力集中于自己份内的工作上，而并不在意工作所可能提供的报偿。因此，他并不像罗伯 及乐娜那样容易意识到自己未来的目标，也较少想到这个问题。就因为这个缘故吧，贝利和罗伯及乐娜表面上那种充满决心的态度比起来，就显得缺乏 决断力。
另一个相关的要点是：在闲暇的时候，贝利很少对自己施加压力，也许 以罗伯及乐娜的标准来看，贝利会被视为一个懒虫，因为他并没有好好安排自己的休闲时间。但在贝利的下意识里，他明白这个时候是使他养jīng蓄锐， 在工作上能继续冲刺的最有效办法。
专业人士的困惑
14 岁时，初入中学的贝利对自己的功课似乎不感兴趣。这一点可从他头 两年平庸的成绩上看出来。可是到了初三，尤其是念高一时，他却开始用功念起书来，而且他的平均成绩也由原来的 B 及 B1 进步成 A1.虽然来自同辈 朋友的压力——即要他背弃分数——依然存在，但贝利在这时却有很好的理由在公开及私下的场合抗拒这种压力。“我想进好的大学念书，”他说。这 使他失去一些朋友，而他也知道这一点。“我相信有些同学会认为我已变成书呆子，”他表示，从他的表情看来，他似乎对这个想法有点不安，但仍决 定坚持到底。到了高三最后半年里，同学的意见对他再也产生不了任何作用。
他把注意力放在一个更远的目标上。
虽然贝利进的大学并非他的第一志愿，他仍高兴地做入学的准备。“你 打算主修什么？”我们在他离开前问。“我还没想到这个问题，”他答道。
可是在念完一学期以后，他开始考虑主修历史。他对上学期修的一门历史深 感兴趣，但为了确定这不是偶然，贝利在下学期又修了另一门历史课，结果发现它更令他感到着迷。为什么呢？“它有‘行动’，”他热烈地说道。比 较起来，其他学科就显得太静态了点。“它们显得很枯燥、没有生命，”他 断然地说。
从大二开始，贝利不但每学期念历史课堂上指定的书籍，也自行找了一 大堆历史书籍来念。“这是一种享受，”他说，“比看电视更能松懈身心。”
到贝利念大三时，一件从来没有发生在罗伯及乐娜生活中的事发生在他 身上了——他变得专业化起来。在这里，我们指的是他开始把自己想成历史学家。他经常想像着自己是历史这一行里的jīng英，读书、著述、表现活跃。
“有时我会在看书中途停顿下来，”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承认，“并假装我是 这本书的作者，或能写出一本更好的书来。”如果贝利明白他这种想法只是认同过程中很正常的一种现象的话，他就不会感到不好意思了。渴望获得某 行专业人士的赞许，促使贝利这类年轻人热烈地追寻那一行的时尚与传统，而非与之对抗。没有这种认同的步骤，那些他寻求认可的人士会把他视为外 人，而非他们这一行的jīng英。
贝利看书时对自己未来产生的幻象并非只是空想而已；因为他正尽力实 现这个理想。由于博览群籍，他在历史方面的知识增长得很迅速，而他写的报告或考试也一直获得很高的成绩。光是这一点就显示出他与罗伯及乐娜不 同。后两者这些年来虽然也有类似的想法，但却没有具体的行动。很显然地，没有什么专门的行业或知识有足够的吸引力，能让他们乐意埋首于其中，并 就此留在那里。“我想做个什么都行的人，”罗伯 28 岁时仍这么说。
贝利第一次对自己的志向产生怀疑，是在念大四的时候。大学四年里， 他的表现一直很优异。高中快毕业时，他申请入学的七所大学中只有一所接受他。而现在，他申请的六家研究所里就有五家接受他，每一家的标准都比 他高中时所申请的大学更严。芝加哥大学是他的第一志愿；当他们的入学许可委员会来函通知他时，他兴奋极了。
他兴奋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很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心中就开始产生 疑虑。一般历史学者要到高龄才能成名的现象，令他感到心情沉重。“我可不希望年纪到了一大把才成名，”他有点气馁地说道，“我更不希望自己在40 岁，正当盛年时，听到人们这么对我说：”莫扎特在你这个年纪早已享尽 盛名，魂归九泉了。‘“
然而，真正影响他重新衡量对未来的决定，以及使他担心成名年龄的关 键因素是，因为美国大学生的人数正逐渐地减少，一般大学对教职员的需求量也因此戏剧化地往下降。这种现象使贝利觉得自己可能选错行业。现在正 是他冷静思考这个问题的最佳时机。诚如他毕业前所说的：“唯一会大量雇用历史学者的地方是大学，而现在这些学府却自顾不暇。”这种情况使他感 到非常忧虑，因为一旦他开始做自己喜爱做的事，就不希望受到gān扰。
他写信告诉芝加哥大学，自己 9 月份会准时入学；但在 6 月却接受一份 正式的工作，同时并没有告诉他的雇主自己秋季就会离开。“我想赚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