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论来说，日本的所谓“自卫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的情况完全不同，是一场马上就进入“本土决战”的战争。太平洋战争时，在距日本本土2000～3000公里的外洋设置了外层防卫圈，在距日本本土1000～1500公里的海上设置了内层防卫圈（绝对防卫圈），然后展开兵力进行战争。可是，今天却没有这样的纵深防线。即使有自卫队的存在，但必将迎来一场日本本土立即成为战场的战争。（中略）
那么，以攻击作战来弥朴这种被动的不利因素，如何呢？如果对方是军事大国的话，那么必将遭到更加猛烈的“报复”，实际上，马上就会超过战略起草者所设想的限定型“局部战争”的范围，而落个更加悲惨的结局。
有人说“万一发生战争时，没有自卫队的话，那……”我认为，万一发生战争时，自卫队可能会全力应付战斗，但是与万一的同时，整个国土、全体国民都将卷入“战争”，立即出现本土决战型的战争。凝固汽油弹和子母弹从天而降时，这些人会说什么呢？他们站在屋顶上观看时会说，自卫队保卫我，所以很安全吗？万一发生自卫战争时，国民必须用自己的双手来保卫自己，免受敌人的攻击，这是自明之理。自卫队本身不得不竭尽全力和敌人进行战斗，根本无暇来顾及每一个国民的生命。
自卫队的确是能够进行防卫“战斗”的，但是，它并不能完全防止脆弱性极大的日本国受焦土化之害，并无法保证在“战争”中取胜，而且，那并不是自卫队的责任，而是决策者的罪责，因为他们把过重的任务作为幻想授与了自卫队。如果要彻底保卫日本的“安全与和平”的话，就不能发生“万一”有战争等情况。如果冷静地进行军事分析的话，那么，万一发生战争时，将防卫全面托付给自卫队的这种国防思想，实在是一种苟且偷安依靠别人的思想。这不仅是qiáng加在自卫队身上的苛刻要求，而且是一种依赖自卫队、设想战争的危险思想。
（引自《这就是自卫队》一书，黑体字是原文）
专门防卫的自卫队也加入集体防卫体系，可以进行攻势作战，但无法保证那时不会遭到猛烈的报复而出现“万一”的事态。
日本国民根据自己的意志，拿起武器来进行战斗，只不过是“农民bào动”而已，它与作战的水平相距甚远。国民常常被当政者qiáng迫拿起武器，送往战场，在“保卫国家”、“正义战争”的名义下侵略别国领土，把枪口指向别国的民族。
日本人抛弃了战争理念，发誓永不再战，获得了自由和民主。我们绝不能淡忘这一誓言，时刻不能放松旨在维护和平与民主的努力。无论什么方法，都不得不受到时代的影响。宪法前文中阐明的理念，是永恒的，当不能接受这一理念的时候，时局就巳恶化。
如果说731部队有理念的话，那就是恶魔的理念，在此之前，已经失去了作为医学者和人的理念。
我打算通过第一集到第三集，以731部队作为标本来解剖战争的罪恶。《恶魔的饱食》一书，写到这里暂且搁笔。但是，只要继续淡忘战争的记忆，那么，本书就不会完结。
把731部队作为日本人的债务，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原罪①，永远背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这才是赎罪和防止重蹈覆辙的唯一途径。
①原罪：基督教教义之一。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这一罪过就成了人类的原始罪过。这成了人类一切罪恶和灾祸的根由，即使初生的婴儿，虽未犯任何罪，但因有与生俱来的原罪，故仍是罪人，需要基督的救赎。——译者
“一生一次相会”的纪实
最后，谨向协助完成这部纪实作品的多数原731部队人员、中国方面的证人、日中有关人员、全程陪同的翻译以及回国后帮助笔译的德永淳子等各位先生深表谢意。这部作品是靠他们的证词和热情协助才得以完成的。731部队亲手销毁他们的全部罪证之后，如果没有这些证人的证词，本纪实是无法问世的。
如果本书能够告慰因731部队犯下的罪过而牺牲的许多不幸者，并对日中友好有所贡献的话，我将感到无比荣幸。如果读者有机会去平房访问，希望到“特设监狱”旧址去看一看，体会一下死难者留在那里的无限怨恨以及战争与和平的鲜明对比。
如果日本人从前在“满洲”修建的纪念碑还存在的话，那就是赎罪的十字架。
第三集和前两集一样，是我和下里正树先生两人合作的。我们两人无论缺少谁，恐怕都不能完成这部纪实作品。发生了误用照片问题之后，我们受到了严厉的责难，但是，我认为如果不写完《恶魔的饱食》，死难者是不会瞑目的。
支撑我们完成《恶魔的饱食》一书的，是死难者的遗恨和“绝不能重演恶魔的饱食”的理念。
各位读者，我们还会相逢。这部纪实能够成为与读者“一生一次的相会”，我感到非常高兴。虽说是一生只有一次相会，但作为作者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相会。
承蒙各位长时间对这部纪实作品的厚爱，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并以此作为告别之辞。
第10章 误用照片的原委
误用照片问题的原委
关于误用照片的原委，迄今我巳三次会见记者并发表过一些片段的文章做了说明，但是，一部分报道与事实有出入，而且流传着种种揣测，作为作者来说，必须尽早查明真相，澄清事件的整个过程。
我在《恶魔的饱食》一书中，严正地揭发了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的罪行。我本人也是一名战争受害者，憎恨军国主义，反对复活军国主义，这就是我写这部书的动机。在执笔的时候，我预测到厌恶这种揭发的人士会加以严重的阻挠和gān涉，可是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在误用照片问题表面化之前，没有发生任何阻挠，这倒使我感到意外。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看，那是bào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对一部分日本国民来说，本书是个极其痛苦的存在，他们是否一直在伺机进行反扑，这一点，我有所感觉。
《恶魔的饱食》现已超出了“误用照片问题”的范围，已成为涉及日本言论和表现自由的重大问题。如果《恶魔的饱食》不能继续公开发行的话，那么，今后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写作和出版，将会明显减少。
这种情况，将会加速日益发展中的右倾化，成为复活军国主义的土壤。这样，我的责任就不仅仅是个“误用照片”问题，责任就更加重大了。
从上述意义出发，我一直在为澄清“误用照片”的真相而努力，然而事态是反复不定的。在新闻媒体的包围下，提供无关照片的A先生的心理发生了动摇，所以，为了得到确凿的证词，我们耐心地等待事态平息下来。
1982年10月24日下午2时，在东京千代田区新大谷饭店，终于会见了A先生。我用了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详细地询问了事情的经过。结果，我认为这件事已真相大白，便借用《文艺chūn秋》杂志，予以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