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比我小五岁的老乡，千里迢迢到北京来打工。他在一个建筑工地上gān了一年。年终的时候，却被包工头欺骗了，一分钱的工钱都拿不到。他眼泪汪汪地来找到我，向我借回家的路费。
他来到我的宿舍，我一见到他便大吃一惊：他穿着一身看不出颜色来的旧军装，肩上已经磨破了一大块。脚上的胶鞋也露出了脚趾头。他告诉我，包工头与地方官员和警察都"勾兑"好了，民工们稍有反抗，便会遭到打手们的毒打。即使他们去报警，警察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就不予理会。在警察的眼里，民工根本算不上"人"，民工的生命也轻如鸿毛--你们才是"不安定"的"隐患"呢，我们不抓你们就算好的了，你们也配来报案？
城里的农民经济上受剥削，政治权利更无从谈起。除了政府的种种限制，农民的人权在城里受到肆意剥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进了城的农民好像都不是合法的中国公民，低人三等。每到什么庆典之类的日子，北京的警察与联防队员一起严格地查暂住证和其他证件。
我曾经亲眼看到，在某个繁忙的地铁站口，停着两辆警车。那些没有暂住证的外地农民像一群绵羊一样，蹲在警车里发抖。
这时，如láng似虎的警察又拦住一个农民模样的外地人。此人在马路上好端端地走路，哪里想到祸从天降。他哆哆嗦嗦地拿出暂住证，在他的眼中，警察简直就是天王老子。
一恍间，警察将暂住证撕得粉碎，略带嘲笑地问："你还有暂住证吗？"这个农民目瞪口呆，未醒悟之间，已被像狗一样拎上警车。他们很快就会被拉到郊县去挖沙子，然后装在闷罐车里遣返回乡。
这样的农民可怜乎？可悲乎？
每次看到这样的情景，我心中都充满了愤怒，却没有勇气走上前去替这些无辜的人辩护。我害怕自己也受到相似的侮rǔ。然而，怯懦本身就是一种侮rǔ，它时时刻刻在折磨着我。
我身为农民的后代，每每亲历一次次农民遭难的事实，心底深处往往禁不住地生出种种悲怆与哀叹。我的恐惧和悲哀，我们的痛苦和不平，全部与他们感同身受。我的爷爷、我的奶奶、我的爸爸以及我本人，就是他们当中最普通的一群。我只不过比那些被抓进警车的农民兄弟们多读了几本书，就获得了某种暂时的"安全"--我成了有文化的"文化"人，"文化"成了我的护身符。
我应该为拥有这种"安全"而庆幸吗？
我为逃脱了那样卑贱的命运而感到侥幸，更感到耻rǔ。
功成名就的"知识分子"们，一般都勤于研究高深的学问。学问是至高无上的。因此，他们对农民们的遭遇和命运自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是政治家的事情。他们呼吁的"自由"，仅仅是自己能够享有的自由；他们期望的"民主"，仅仅是自己能够享有的民主。
他们以为自己就能够代表"中国"。他们有意逃避对农民问题的关注，他们害怕承担良心上的压力--假如他们还有良心的话。
当然，他们更害怕走过禁区的红线。因为跨越了红线，可能导致自己失去职称、待遇和房子。
不是吗，国内研究农民问题非常有成就的著名学者秦晖，因为帮农民说了几句话，就失去了清华的教职。他的遭遇没有激起同样是教授的学者们的同情和愤怒，反而大大地助长了冷漠和虚伪的泛滥，以及犬儒主义的盛行。人们没有把尊敬给予勇者，反倒在背地里窃窃私语："他就是前车之鉴，我们再不能像他这样惹火烧身！"
集体"缺钙"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或者玩弄国故，或者炫耀"后现代"；或者关心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或者像红眼的公jī一样盯着有限的几个"一级教授"的名额。最成功者，或许还能够博取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头衔，代表"人民"去参政议政。然而，他们当中究竟有几个人愿意去关注和理解农民的问题呢？
无论是否来自乡村，一旦走进书斋和学院，他们就远离了苦难最深重的那群人；一旦走上了仕途，他们就学会了说假话，练就了硬心肠。《圣经》中说：
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马可福音12：38-39》）
学者和作家中，也有少数的人真心关注农民问题，例如秦晖。在国内的学者中，秦晖对农民问题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他发现，中国的农民问题在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尴尬：统治者越是"重农"，农民越是倒霉。这个怪圈一直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彰显着。
主导秦朝国策的法家，焚书坑儒而唯"耕战"是务，把"上农除末"的调子唱得最高。但是，把农民bī得走投无路、群起造反，以至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的，也是秦。靠农民起义上台的朱元璋，张口"朕本农民"，闭口"享我农师"。他不仅"立法多右贫抑富"，还下令"农夫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然而，蒙他如此推重的农民，却悲惨地发出了"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呼声。
与之相似，五十年代的主政者颂扬农民的调子越唱越高--从"同盟者"到"主力军"，从"民主革命的动力"到"蕴藏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从"亚洲的农民比欧洲的工人更先进"到"贫下中农上管改"，结果如何呢？调子最高的时候，饿死的农民也最多。
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三农"问题，又不仅仅是就"农"言"农"所能够解决的。秦晖指出："如今到农村改革深化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农民流动、地权整理、乡企转制、村政改革、减轻负担……但正如民工cháo与乱占耕地这两件事突出地显示的：现在的许多'农村问题'根子实际在城市，改革到如今，'就农言农'已经很难再改下去。'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句老话如今应该反过来说了：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中国问题。"因此，任何忽略农民利益的改革，最终都将是失败的改革。农民的命运得不到真正的改观，中国的现代化就只能流于空谈。
宁萱，在农村里，还有许许多多像我爷爷一样的农民，悄无声息地活着并且死去。
我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我的身上流动着他们的血脉。在他们的身上，我寻求到了"为何写作"、"写作什么"以及"怎样写作"的答案。
我要让我的所有文字都成为"爱"的注释。即使是愤怒、谴责、批判，也要在爱、同情和悲鸣的笼罩之下。我不是高高在上的救星，我的生命与这些一辈子被禁锢在土地上的农民兄弟们一模一样。
他们是我力量和勇气的源泉。他们流了千万滴汗水，我为什么不能流一滴呢？
每时每刻都在爱着你的廷生
两千年六月二十六日
三、宁萱的信
廷生，我全身心爱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