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们的文化固然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却也同样不乏可悲可叹之时。其最令人扼腕之处，就是对罪恶的粉饰和对人性的摧残，以及对不人道和非人性的麻木。祥林嫂的故事并非迟至鲁迅的时代才发生，阿Qjīng神也早已有之，只不过没有人去发现。大家都熟视无睹，得过且过，非弄到山穷水尽而不肯觉悟。由是之故，悲剧才会一演再演，连雍正这样的“至尊天子”都难逃厄运。
的确，我们过去是太不重视个人的发展了。我们几乎从来没有要给每个人的个性发展以足够自由的空间。我们只知道qiáng调群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却不知道如果没有每个人充分自由的发展，也不可能有群体长足的进步。结果，群体成了不健全的群体，个体则更无健全的人格可言。但，如果我们每个人的人格都是不健全的，我们还能保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我们还能建立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新社会吗？要知道，在那个新社会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和前提的。
要有健全的人格，就要有健全的制度；而要有健全的制度，就要有健全的文化。也许，这便正是我们新一代新中国人的历史使命。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后记】
写完《读城记》，再写《品人录》，似乎顺理成章。
如果说，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读法，那么，人物就是一幅展开的画，谁都可以鉴赏品评。但，正如读城的关键在于读，品人的关键也在于品。读，要读出品位；品，要品出滋味。总之，要能说出点名堂来。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中国历来就有品评人物的传统。孔子就曾品评过不少人，包括他的学生。孔子的品评，以jīng练准确见长，言简意赅，一语中的，比如“由也果”（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通达）、“求也艺”（冉有多才）、“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可以当领导）等等。孔子认为，仁者爱人，智者知人。品评人物，在他那里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这种智慧在魏晋时期就变成了美。魏晋是品评人物风气最甚的时代。一部《世说新语》，几乎就是一部古代的《品人录》。那时的批评家，多半以一种诗性的智慧来看待人物，因此痴迷沉醉，一往情深： “萧萧如松下风”，“轩轩如朝霞举”，“濯濯如chūn月柳”，“岩岩如孤松之独立”，“偎俄若玉山之将崩”。这种对优秀人物的倾心仰慕，乃是所谓魏晋风度中最感人的部分。
自然也不乏幽默睿智的。比如说见夏侯玄“如入宗庙，琅琅但见礼乐器”；见钟会，则“如观武库，但睹矛戟”。后来鲁迅先生比较陈独秀与胡适，便有异曲同工之妙。先生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 ‘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捉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 ‘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这样的人物品评，谁说不是艺术，不是哲学？ 可惜，我们的大学里，不管是文学系、艺术系，还是哲学系、历史系，都不开人物品评课，更没有这个专业。报纸和刊物，自然也只有文学批评、艺术批评而没有人物批评。或者只有人物传记、人物故事，没有人物鉴赏。其实，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有鉴赏价值的。品酒，品茶，品画，品诗，何如品人？
于是就有这本《品人录》。
或许有人要问，你这本书，是历史家言，还是小说家言？我要说，既非历史家言，也非小说家言。因为每一史实，都有史料为据，没有一件事是我编的。而且所据之史，也多为正史，很少用野史的材料，以免唐突古人，因此不是小说家言。不过，史家重在记，本书则重在品。每一篇都是人物的品评，不是人物传记。对于人物的心理，亦多推测，因此又不是历史家言。总之，正如读城不是说城，品人也不是记人。对于这些大家都很熟悉的人物，相信读者不会仅仅满足于记述和描写。
从城市中读出文化，从人物中品出思想，这就是我写《读城记》和《品人录》的初衷。
“片云心共远，永夜月同孤。”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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