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在天安门前，只要是戴红卫兵袖标的她们就肯给写！”
“你又到天安门去了？我也去，现在就去！路上买几条手绢，让她们全写上！”他说着，站起来就打算走出去。
我说：“老弟，别去啦！你以为人家会在天安门那儿等你呀？早走啦！”
他有点不相信：“真的？”
我说：“骗你gān什么呢？我在天安门那儿走着走着，迎面碰上了她们，我瞧着她们，心想，好象在哪儿见过呀！猛然想起来了，这不是‘草原英雄小姐妹’吗？就拦住她们，问：‘你俩是龙梅和玉荣吧？’她们回答：‘是呀，你怎么知道？’我说：‘《人民日报》上登过你俩的照片啊，给我留个纪念吧！’姐姐说：‘行！’妹妹说：‘那你可别声张，否则人们该围住我们，都请求我们留纪念啦！’我赶紧撩起衣服，让她们往我背心上写字。她们一写完就走了！全北京没有第二个人会得到这样的纪念！”
他听我说完，捧着我的背心，没够地欣赏那些曲曲弯弯的蒙文字，爱不释手。
我十分得意。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编出那么一番谎话骗他。
他低声说：“咱俩商议商议吧！”
我说：“又想用你那双布鞋换？得了吧，我已经有鞋穿了！”
他用更低的声音悄悄说：“不是换，是买你的！”
“买？”我一怔。
他说：“你要个价吧！”
我想：还要到四川去，穷家富路，钱也是我所十分缺少的东西。遂问：“你想给多少？”
他朝我伸出了一只手。
“五元？”
他点点头。
我一把夺过背心来：“拉倒吧！光我这件背心还是两元多买的呢！”
他说：“可你这背心都快破了！”
我说：“但它的纪念性是无价的！‘毛主席万岁’五个字是蒙文写的！是‘草原英雄小姐妹’亲笔写的！你想一元钱一个字就买去呀？‘毛主席万岁’五个字就那么不值钱啊？她们的签名就白送给你啦？一分钱也不算啦？十年二十年后，要成立个‘文化大革命’纪念馆什么的，我这破背心是有展览意义的！”
他说：“那我承认，那我承认！还是你要个价吧！”目光盯着我的背心，象个在行的古董商盯着一件稀世古董。
我说：“红卫兵要做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模范。咱俩都是红卫兵，买卖要公平。我也不多要你钱，你给十五元吧！”
他犹豫着。
我说：“少于十五元我是绝不卖的！谁在‘大串联’中不想带回几件有重要纪念意义的东西呢？我是非常理解你的心情才肯……”我真羞于说出那个“卖”字来，便又坦率又巧妙地这么说下去：“白白送给你吧，我舍不得。我不过是象征性的与你jiāo换，你也应该理解我的心情……”
他仍犹豫着。
我见他犹豫不决，唯恐“jiāo换”不成，便从草垫子下摸出那块矿石，往背心上一压，用不惜血本大牺牲的语气说：“十五元，两件难得的纪念品都归你！”
他终于开口了，只吐出一个字：“好！”
我用背心包起矿石，往他腿上慷慨地一放。同时向他伸出一只手。
他也立刻从兜里掏出钱包来。他钱包里的钱真不少，不是拾元一张的，就是五元一张的。厚厚的一叠，大概有一百多元。我们全家两个月的生活费才一百元。能带这么多钱进行“大串联”，令人羡慕啊！都说上海人“抠门儿”，我算信了！他有这么多钱，刚才却只想掏五元！早知他是个“百元富翁”，我就狠敲他一笔了！我有些后悔莫及。我若有经验，沉着点，兴许完全没必要再加上那块矿石。或者矿石另议价，五元八元的准也能“jiāo换”出手。
他给了我一张拾元的票，一张五元的票后，又问：“你还有什么有纪念性的东西吗？”
我说：“没啦。就这两件，你也可以向许多人大大炫耀了！”
他高兴地笑了，拿走我的背心和矿石，回到他的睡处，放入他的小皮箱，上了锁。
看门的老头来通告大家：无论谁，只能在此住三天了。三天内必须离开，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经检阅过我们了。这里即将开始接待下一批进京的红卫兵。
我还他大衣。
他说让我继续穿着盖着，走时还他。
那老头是我在“大串联”中遇到的第一个大好人。如今我也是一个北京人了，无数次路过地质博物馆那条胡同。每次路过，都会想起他。他肯定早已退休了。也许已经去世了。第二十章
二月中旬，哈尔滨市，不，“东方红城”几所全国闻名的重点大学——军事工程学院、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学生造反派，与几座大工厂——轴承厂、量具刃具厂、锅炉厂、一机厂的工人阶级造反派联合起来，一举夺取了省市各级各方面的领导大权。继上海“一月风bào”之后，在全国第二个成立了“三结合革命委员会”。
《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同样发表了热烈欢呼式的社论，颂之为“东北新曙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同样向他们发来了贺电。而当时，政治局已名存实亡，完全由中央文革把持了。
黑龙江省“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主任潘复生——兼黑龙江省军区政委。第一副主任汪家道是省军区司令员。常委中只有一位大学生造反派——哈尔滨师范学院的范正美。他因首创“柳河gān校”而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大学生造反派中享有威望。毛主席高度赞扬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是一个“伟大的创举”。《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向全国推广“五·七gān校”宝贵经验的大块文章。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和“八·八团”第一次赴京谈判后，起初参加了“八·八团”的毛远新宣布退出“八·八团”，转而加入“红色造反团”。毛远新同时公开发表在北京毛主席与之谈话的内容：不要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不要站在保守派的一边，要坚定地站在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边，要同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起向“走资派”进行斗争……
毛远新的反戈一击，对“八·八团”是一次最沉重的打击。“八·八团”从此一蹶不振。联合在“八·八团”麾下的各派组织，分崩离析。不久，在中央文革的迫令下，唯一能与“红色造反团”分庭抗礼的“八·八团”宣布解散。旌倒兵溃。“东方红城”便属“红色造反团”的一统天下。
因而完全可以说，黑龙江省及“东方红城”的夺权，是“红色造反团”进行的。潘复生是他们树立起来的“革命gān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