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先生发言，”他说，指了指态度慈祥、穿着三、四件背心的那个人。于连觉得直呼背心先生更来得自然。他摊开纸，写了很多。
（这里作者原想放一页删节号，“那样未免不雅，”出版者说，“对一本如此浅薄的书来说，不雅就是死亡。”）是挂在文学脖子上的一块石头，不出六个月，就会让它沉下去。在妙趣横生的想象中有了政治，就好比音乐会中放了一枪。声音不大，却很刺耳。它和任何一种乐器的声音都不协调。这种政治必然会惹恼一半读者，并使另一半读者生厌，他们已经在早晨的报纸上读到了更专门、更有力的政治了……”
“如果您的人物不谈政治，”出版者又说，“那他们就不是一八三０年的法国人了，您的书也就不像您要求的那样是一面镜子了
于连的记录有二十六页，下面是一个大为减色的摘要，因为依例要删去可笑之处，太多了会显得讨厌或不大真实（参阅《法庭公报》）。
穿好几件背心、态度慈祥的那个人（可能是位主教）常微微一笑，于是他那包着晃晃当当的眼皮的眼睛就she出一种奇特的光，表情也比平时来得果断。这个人，人家让他第一个在公爵（“什么公爵呢？”于连心想。）面前发言，显然是要陈述各种观点，履行代理检察长的职责。于连觉得他游移不定，没有明确的结论，人们也常常这样指责那些法官们。讨论中，公爵甚至就此责备他。
一番道德和宽容哲学的说教之后，背心先生说：
“高贵的英国，在一个伟大人物、不朽的皮特的领导下，为了阻止革命，已经花费了四百亿法郎。请会议允许我稍许直率地谈谈一种令人不偷快的意见，英国不大懂得，对付波拿巴这样的人，尤其是当人们只靠一大堆良好愿望来反对他的时候，惟有个人手段才具有决定性……”
“啊！又在赞美暗杀！”房主人不安地说。
“饶了我们吧，您那一套感伤的说教，”主席生气地喊道，那对野猪眼she出了一道凶光。“说下去，”他对背心先生说。主席的腮帮和额头气得发紫。
“高贵的英国，”报告人接下去说，“如今已被拖垮，每个英国人在付面包钱之前，必须先支付用来对付雅各宾党人的那四百亿法郎的利息。它不再有皮特……”，
“它有威灵顿公爵，”一个军人说，摆出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
“求求你们，静一静，先生们，”主席高声说道，“如果我们还争论不休的话，让索莱尔先生进来，就是多余的了。”
“我们知道先生有很多想法，”公爵恼了，一边说，一边望着插话者，从前拿破仑手下的一位将军。于连看出这句话影she一件极具侮rǔ性的个人隐私。大家都微微一笑，变节的将军看来要大发雷霆了。
“不再有皮特了，先生们，”报告人又说，一副泄了气的样子，就像一个对于说服听众已然完全不抱希望的人。“即便在英国出现一个新的皮特，也不可能用同样的手段欺骗一个民族两次……”
“所以，常胜将军，波拿巴，今后不可能再在法国出现了，”插话的那个军人叫道。
这一次，主席和公爵都不敢发怒，尽管于连相信他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出，他们很想发怒，他们都垂下眼睛，公爵只是叹了口气，声音响得让大家都听得见。
报告人倒是生气了。
“有人急着要人赶快讲完，”他激动地说，把笑容可掬的礼貌和极有分寸的语言统统抛在一边，于连原来还以为那是他的性格表现呢。“有人急着要我赶快讲完，根本不考虑我作了多大努力不刺痛任何人的耳朵，不管有多么长。好吧，先生们，我讲得简短些。”
“我要用非常通俗的语言对你们说：英国再无一个苏来为这种高尚的事业服务。就是皮特本人回来，用上他全部的天才，也不能欺骗英国的小业主了，因为他们知道，短短的滑铁卢战役就花了他们十亿法郎。既然有人要我把话说明白，”报告人越来越激动，“那我就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帮自己吧。因为英国没有一基尼给你们，要是英国不出钱，奥地利、俄罗斯、普鲁士只能跟法国打一个或两战役，他们只有勇气，没有钱。”
“我们可以指望，用雅各宾主义聚集起来的年轻士兵在第一个战役、也许还有第二个战役被打败；但是第三个战役呢，即便我在你们有偏见的眼睛里是个革命者，我也要说，在第三个战役，你们面对的将是一七九四年的士兵，他们不再是一七九二年入伍的农民了。”
这时，三、四个人从不同方向同时打断他的话。
“先生，”主席对于连说，“到隔壁房间去把记录的开头部分誊清。”于连出去了，深感遗憾。报告人刚刚谈到的种种可能性，正是他平时深思的主题。
“他们害怕我嘲笑他们，”他想。再叫他进去时，德·拉莫尔先生在发言，那股严肃劲儿，对于了解他的于连来说，显得很滑稽：
“……是的，先生们，尤其是关于这不幸的人民，我们可以说：
是刻成神像，桌子还是脸盆？
我要把它刻成神像！寓言家高声说。先生们，这句如此高贵如此深刻的话似乎应该由你们说出来。依靠你们自己的力量行动吧，如此则高贵的法国会再度出现，差不多就像我们的先人创建的那样，就像我们在路易十六逝世前看见的那样。
“英国，至少它那些高贵的爵爷，像我们一样憎恨可恶的雅各宾主义：没有英国的huáng金，奥地利、俄罗斯、普鲁士只能打两三仗。这足以导致一次有效的军事占领，例如德·黎塞留先生一八一七年如此愚蠢地làng费掉的军事占领吗？我不相信。”
这时，有人打断他，但被所有人的“嘘”声压住了。插嘴的人又是前帝国将军，他想获得蓝绶带，在秘密记录的起草人当中冒尖儿。
“我不相信，”一阵混乱之后，德·拉莫尔先生又说。他qiáng调那个“我”字，那股傲慢劲儿迷住了于连。“这才叫高明，”他心想，一面走笔如飞，几乎跟侯爵说的一样快。“德·拉莫尔先生一句妙语消灭了这个变节分子二十个战役。”
“一次新的军事占领，”侯爵字斟句酌地说，“我不单单依靠外国。在《环球报》上写煽动性文章的那些年轻人，可以向你们提供三四千名军官，其中可能就有一位克莱贝尔、一位奥什，一位儒尔丹，一位皮舍格吕，不过最后一位居心不良。”
“我们没有能给他荣誉，”主席说，“应该让他永垂不朽。”
“总之，法国应该有两个党，”德·拉莫尔侯爵又说，“不是徒有其名的两个党，而是立场鲜明、判然有别的两个党。让我们弄清楚应该打垮谁吧。一方是记者，选民，一句话，舆论；青年以及一切欣赏青年的人。当他们被空话的聒噪冲昏头脑的时候，我们呢，我们就有了花费预算这一切切实实的好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