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贤妻良母是对女性的单方面要求，是夫妻之间的一种“不平等条约”。如果不加分析地一味赞美所谓贤妻良母，那就无疑于是在赞美这种不平等关系。正如周恩来在1942年所撰《论“贤妻良母”与母职》一文中所指出，只要保持这个旧的固定名词，便先陷入男权社会的立场。
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的贤妻良母，不但是单方面按照男性的要求来设计的，而且这种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违背女子天性的。
我们先来看所谓“贤妻”。
贤妻的字面意义是“好妻子”，但其实际内容却往往是“好媳妇”。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贤妻的首要标准，不是体贴丈夫，而是孝敬公婆。如果孝敬公婆只是现代意义上的赡养老人，也没有什么不妥。或者说，孝敬公公婆婆，和孝敬岳父岳母一样，都应该提倡。但可惜，传统社会的“孝敬公婆”，却往往是“做牛做马”的同义语；而“好媳妇”的特定内涵，也往往差不多就是“好奴才”。一个好媳妇，必须以公婆的意志为意志，以公婆的感情为感情，以公婆的好恶为好恶，以公婆的是非为是非，甚至连饮食，也要以公婆的口味为口味。“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婆婆）食性，先遣小姑尝。”道理也很简单：一个女人是不是好媳妇，首先要由公婆来裁决。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媳妇都牛马不如。如果她能碰上一位好脾气的公公，一位好说话的婆婆，也可能活得比较轻松自在，甚至享受到家庭的温暖。不过，在中国，婆媳关系从来就是一个永久的难题，何况一个女人能不能摊上个好婆婆，完全要靠她的运气。
更何况，一个“好媳妇”所要处理的人际关系，又不止于婆媳，没准还有姑嫂和妯娌。这些人虽非最高裁判官，但多半也有评委的资格，而且目光的挑剔，也未必亚于婆母。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那个要做“好媳妇”的，便只好“夹起尾巴做人”，压抑自己的天性，扼杀自己的情感，扭曲自己的心灵，努力去讨好和迎合一大批陌生的、隔阂的，甚至可能会是敌意的人。
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最有可能获得好评的是什么样的女人呢？多半是平庸的女人，或者是虽不平庸却善于藏拙的女人，比如《红楼梦》中的王夫人和薛宝钗。王夫人是贾府中最没女人味的女人，薛宝钗则是守活寡的女人，然而偏偏是她们被视为贤妻。王熙凤倒有女人味，也聪明能gān，但她虽然有老祖宗宠爱、王夫人偏袒，她的婆婆却并不喜欢她，而且好像也没有什么人称她为贤妻。
除了“孝敬公婆”外，一个贤妻还必须“顺从丈夫”，也就是以丈夫的好恶为好恶，以丈夫的意志为意志。换言之，无论在公婆面前，还是在丈夫面前，她都必须完全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这不但无理，而且在事实上做起来也很难。比方说，顺从丈夫，当然包括满足丈夫的性欲在内。但是，一个贤妻，又必须“不yín”。“不yín”不但包括不与丈夫以外的任何男子发生性关系，也包括不与丈夫过多地发生性关系。因为过多地性生活，被认为是有亏男人身体的事情。那么，当丈夫提出性要求时，一个贤妻是应该答应呢，还是应该拒绝呢？拒绝，是“不听话”；答应，则是“不要脸”。总归是女人不好。于是，那些贤妻们只好这样处理：对丈夫的要求尽量予以满足，以免背上“顶撞”的罪名；自己则尽量不在丈夫面前展示女性的魅力，以免背上“yíndàng”的罪名。中国历史上的贤妻，多由缺少女性魅力的人来“担纲”，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甚至，当丈夫的要求明显地损害了自己时，贤妻们也不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应表示坚决拥护，并“助纣为nüè”。比方说，丈夫要纳妾，真正的贤妻便不但必须拥护赞成，而且必须亲自去办。最贤的贤妻，还应该是丈夫还没开口，就把人给他开来了，让他喜出望外，大叫“夫人贤德”。比如《红楼梦》中的贾赦（一个老色鬼）看中了贾母身边的丫环鸳鸯，他的妻子邢夫人便忙不迭地亲自出马张罗：又是找鸳鸯谈话，又是找鸳鸯的哥嫂递话，又是到贾母那里去打探信息，结果碰了老大一个钉子，连贾母也不以为然：“你倒也‘三从四德’的，只是这贤惠也太过了！”“他bī着你杀人，你也杀去？”最后倒霉的，仍是这个女人：既丢了人格又丢了脸，既没能维护自己的权益，又没当上“贤妻”。
我们知道，在两性关系中，无论是男人的嫉妒还是女人的嫉妒，都是人的天性。贤妻的标准既然要求女人不得嫉妒，也就无异于要求女人不像女人。事实上，邢夫人也是贾府中没有女人味的又一典型。不过王夫人的没女人味是因为“假正经”，邢夫人的没女人味是因为“没名堂”。她们虽然让人厌恶，却也着实让人可怜。
贤妻不好做，良母呢？也未必好当。有人说，母爱是女人的天性，当个良母总归还是比较容易的。其实不然。事实上也并非所有的母亲都是良母。因为贤妻良母是一个整体，良母必由贤妻升格而来。一个女人如果并未取得贤妻资格，那么，她要想当一个良母，便往往很成问题。
但是，即便是一个贤妻，也未必能成为一个良母。首先她必须能生育。不能生育的女人，往往连贤妻的身份也保不住，除非用主动为丈夫纳妾的办法来弥补。其次她必须生男孩。只生女孩不生男孩，事情也很麻烦。第三，她生育的儿子还必须成材。倘若儿子不成器，她就不但当不上良母，恐怕还要背上“教子无方”的罪名。
于是，对于这些女人来说，生儿子，便成了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运气好的女人，可能婚后不久即“早生贵子”。这种好运气甚至可能使她不必经历过多的考验便立刻被视为贤妻，因为对于一个几世单传的家庭或盼孙心切的公婆而言，这本身就是贤德。但这决不意味着她就此便可轻松放任，因为还有“养”和“教”的任务在等着她。而且，一直要到她的儿子功成名就，光宗耀祖时，她企盼已久的“良母”的桂冠才算落到她的头上。这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至于那些运气不好，不会生育或尽生女孩的女人，便可能恨不得一辈子都变成生育机器。一个女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往往是男人难以想象的。过多地生育使她们过早地衰老，所以古有“女子三十而色衰”的说法。其实三十岁的少妇，更具有性成熟感，未必就没有魅力。其所以“色衰”者，恐怕主要因过早生育又过多生育之故。即便是那些生育不多又养尊处优的贵妇人，也会相当早地失去女性的魅力，因为她们必须去做“良母”。这也就同时意味着仪则、风范、榜样、楷模。于是，她们便必须变得“端庄”起来，以免在儿女面前“不像样子”、“不成体统”。比方说，一个二三十岁的少妇，原本满可以在丈夫面前撒撒娇的，而且这也是增加女性魅力的手段之一，但却显然与良母这个形象相悖。世上只有撒娇的孩子，哪有撒娇的妈妈呢？没法子，为了当个“好妈妈”，只好放弃自己的儿女情、儿女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