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成亲”（成为亲人）的当然是夫妻。不过，因为婚姻又首先不是两人的事，而是两家的事，因此受惠者又不止于夫妻二人，而是遍及夫妻两族的全体，并由此制造出许多“亲”的关系来，如亲家（双方父母）、连襟（姐妹之夫，又称娅、僚婿、友婿、连袂、一担挑等）、妯娌（兄弟之妻，古称娣姒），以及其他说不出名目的姻亲。这一下子，“亲”的队伍，便大规模地壮大了。
成为“亲”又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多啦！“是亲三分向”。中国人接人待物，说话办事，从来就不问是非，只问亲疏。自己的亲人即便犯了罪，也要包庇。执法官如果是亲戚，板子也要打得轻一些，甚或会私下里放了他。中国古代社会，法制本不健全，冤假错案又多，无妄之灾，时有降临，如果没有亲戚帮衬，日子就不好过。有了亲戚，好人有帮衬，坏人有帮凶，所以无论好人坏人，都很着重结缘。
更何况，结缘这事，是没完没了的。张家和李家结缘，李家又和王家结缘，张家也和赵家结缘，结果，张王李赵，都成了“亲戚”。如此攀援下去，瓜藤扯柳叶，自然“四海之内皆兄弟”。于是，“俺媳妇她娘家侄的小姨子的婆家兄弟媳妇她哥”，这种八杆子打不着的关系，也是亲戚。有这种亲戚关系，到衙门机关里去办事，至少能换来一张笑脸，不至于板起脸来公事公办，谁说没好处？婚姻既然有这么多好处，怎么会不为国人所重视？
由此可见，对于中国传统婚姻而言，把一男一女结为夫妻，不过只是一种形式；把两个家族结为亲家，以及保证男方家族子孙延绵，才是内容。
然而，结缘也好，继统也好，都只是“家族”的事，而非“个人”的事。它只是旧家庭的延续，而不是新家庭的开始；是男方家族多了个成员，女方家族多了门亲戚，而不是男女双方当事人得了个伴侣。既然并非个人的事，则当事人也就当然不必操心，不必过问，不必参与，只须完全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去“坐享其成”好了。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夫妻之（二）所谓“明媒正娶”
当然，当事人也不是什么事也没有。因为无论婚姻的选择和缔结如何受他人摆布，“夫”和“妻”这两个角色，还得他们自己去扮演。
那么，夫妻又是什么角色呢？
我们先看什么是“夫”。高鸿缙的《中国字例》说：“夫，成人也。”他的理由是：“童子披发，成人束发，故成人戴簪。”而夫这个字的字形，正是一个正面而立的人（写作“大”，意谓“大人”）头上插了一根簪子的形状。童子身高五尺，所以叫“五尺之童”；成人身高一丈（周代的尺寸）所以叫“丈夫”。依此说，则夫也好，丈夫也好，原不过是指“成年男子”。
我们再看什么是“妻”。甲骨文没有妻这个字，而只有“妇”字（也有“夫”字）。其字形，是一个女子拿着一把扫帚。《说文》曰：“妇，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也就是说，妇是从事家务劳动服侍男子的女人。其实，妇就是妻。或者准确一点说，妻是妇中之一种，即正妻、嫡配，而妇则泛指一切已嫁女子，包括妻，也包括妾。白居易《琵琶行》中琵琶女自述说：“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其实就是做妾。所以《说文》曰：“妻，妇与夫齐者也。”也就是说，妻，乃是诸妇中唯一可以与夫平起平坐的一个。因此，许慎又认为，妻字是从“贵女”两个字演变而来的。
不过，从篆文看，妻这个字，也是一个女人头上戴了簪子，甚或其他装饰品之形。这个头戴“凤冠”的“妻”，当然比手持“扫帚”的“妇”要高贵。不过头上既能戴簪，则说明她已成年。所以，妻，也可以解释为“成年女子”。
夫和妻都是成年男女，这似乎并不难理解。因为未成年人，总是不好婚配的。不好婚配的原因，主要是他们无法承担婚后的责任与义务。要知道，中国的传统婚姻，基本上不是什么“爱情的产物”。想想看，男女当事人婚前连面都没有见过（顶多在相亲时偷偷看过一眼），哪来的爱情？把他们结合在一起时，只是一种社会的和家族的责任和义务。男子成婚后，要成为一家之主，要为家庭的建设和家族的兴旺克尽厥职，年龄太小，当然gān不了；女子成婚后，要孝事翁姑，服侍丈夫，生儿育女，管理家政，年龄太小，当然也做不来。
所以，在上古时代，人们往往就把男子的定婚和女子的许嫁，安排在他们的成年仪式上进行。这个仪式，就是男子的“冠礼”和女子的“笄礼”。由于它们往往与婚配有关，因此又叫“婚冠礼”。
冠礼和笄礼，说穿了，就是改变发式。清代以前，古人是留全发的。婴儿生下后，要选择huáng道吉日，剪一次头发，只保留两小撮。男孩留在左右两边，有如牛头，叫“角”；女孩则一前一后，有如马首，叫“羁”。也有按男左女右的方位只留一小撮的。也就在这一天，母亲把孩子抱去见父亲，父亲拉着孩子的右手抚摸着他的头，给他起一个“名”。这一仪式，无妨叫做“命名礼”，它标志着承认孩子已正式来到人间，加入家族。
剪去的头发长出之后，便不再剪，而是向两边分梳，长齐眉毛，叫做“两髦”，所以儿童又叫“童髦”。或者把两髦总束起来，扎在头上，一边一束。男孩状如shòu角，叫做“总角”；女孩状如树桠，叫做“丫头”。所以孩童时代又叫“总角之时”，年幼或地位低的女孩又叫“丫头”。
男孩长到二十岁（或二十岁左右），女孩长到十五岁，就要举行冠礼和笄礼。所谓“冠”，就是把头发盘到头顶上，先从根部束住，盘成髻，然后加冠以固定。“笄”（ji）则是不用冠，只用笄或簪固定。冠笄之前，要先用“筮法”来决定日期和加冠加笄的来宾，叫“筮日”和“筮宾”。这日期，便有似于西方之“受礼日”；这来宾，则有似于西方之“教父”。届时，来宾就在一定的礼仪程序中把规定的服饰授予该青年，并为他们取一个“字”。宾取之字与父名之名，一般都有一定的联系。其意义或相同，如颜回字子渊，取“渊乃回水”之义；或相反，如曾点字皙，取“点乃小黑”而“皙乃色白”之义；或相关，如苏轼字子瞻，苏辙字子由，盖因轼是车前横木，瞻是任轼观看，而“辙由轨出”。这两个人的名和字，倒与他们的性格相符：苏轼做人行事较为前瞻，苏辙则循规蹈矩得多。
有了字，也就有了尊称。直到民国时期，中国人如要表示尊敬和客气，都要称对方的字，有如俄国人之称“父名”（彼得洛维奇之类）。卑者对尊者说话，只能称字，且字后还要加职衔，或加先生，如“辞修（陈诚）将军”、“任cháo（李济深）先生”。尊者对卑者说话，则直呼其名，不称字，如孔子对子路（仲由）说话，就说“由！诲汝知之乎？”但是，无论尊卑，自称都不能称字。子路固然只能说“由也为之”，便是孔子，也只能说“丘也闻之”。如果自己称字，便是失礼，也是大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