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发言其实代表了一种亟欲寻求折中和解的倾向。但是大邦和小邦却互不相让，斡旋调解的任务，也就历史地落在了中等邦的肩上，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康涅狄格。
康涅狄格代表团一共三位代表，奥利弗·埃尔斯沃思、罗杰·舍曼、威廉·塞缪尔·约翰逊。舍曼的情况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只说埃尔斯沃思和约翰逊。埃尔斯沃思是康涅狄格代表团中最年轻的一个，出席会议时四十二岁（约翰逊六十岁，舍曼六十四岁）。他曾经连续六年担任康涅狄格派往大陆会议和邦联议会的代表，后来又担任了康涅狄格最高法院大法官。皮尔斯的《制宪会议代表性格描述》说他“思路开阔宽广，演说流畅雄辩，对事物的理解明晰深沉，对自己的责任专心致志，是一位极具政治家才能的人”。
埃尔斯沃思在费城会议上的表现可以分为两段。前一段主要是听，从6月20日起才开始积极发言。但这位先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会议进入第二阶段的第一天，他就提出动议，将制宪方案中“全国政府”（nationalgovernment）这个称谓，改为“合众国政府”（governmentoftheunitedstates）。我们在第三章“针锋相对”之“合众国向何处去”一节中提到过，这个动议是与会代表未经表决就一致同意的。它意味着国权主义和邦权主义心照不宣的暗中妥协：麦迪逊他们不再坚持一定要搞单一制民族国家，佩特森他们也同意建立一个总体政府。双方私下里其实都有这个意思，只是苦于找不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说法。埃尔斯沃思的动议，就给了他们一个各自都觉得进退裕如的说法，一个和“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一样富于政治智慧的说法，一个大家都无话可说的说法。因为他们的国家本来就叫合众国（unitedstates）。至于这个“合众国”到底实行什么样的政体，那就看两派各自的能耐了。不过，有了这个说法，再想搞中央集权制，只怕就很难。所以，到6月20日，大多数人基本上接受了折中的意向，这是埃尔斯沃思的功劳。
有了这一成功的开始，后面的调解就顺理成章。
6月29日，埃尔斯沃思正式提出他的调解方案。我们必须记住，6月29日，是制宪会议的一个重要日子。头一天，富兰克林提议进行祈祷，祈求上帝保佑。这一天，戈勒姆、里德、皮尔斯、格里纷纷发言，焦虑不安的心情笼罩会议上空，折中和解已成为人心所向。在这个时候埃尔斯沃思提出妥协方案，可以说正是火候。
埃尔斯沃思说，既然联邦议会第一院的席位分配已决定不再遵循《邦联条例》的规则，那么，第二院的席位分配就应该和《邦联条例》规定的一样。因为我们部分是国家，部分是联盟。第一院实行比例制，符合国家原则，保障了大邦；第二院实行平等制，符合联盟原则，保障了小邦。在这样一个中间立场上，就可以实现折中。如果不能实现折中，那么，我们这个会议，不仅是徒劳，而且比徒劳还要糟糕。可以肯定，除了马萨诸塞，东部各邦中没有一个会不把邦视为平等的政治社会，没有一个会同意在议会两院中都排除邦的平等发言权，也没有一个会愿意和自己宝贵的权利分手。要知道，大自然连给最小的昆虫都赋予了自卫的能力，何况是邦？自我捍卫权，是小邦的命根子。一旦有人企图剥夺它们的这种权利，马上就会把美利坚拦腰斩断。而且，斩断之处，大约就在这个部分的某个地方。
这是极有政治远见的，因为1861年的南北战争便正是因此而起。而且，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所谓“斩断之处”，不在别的地方，就在麦迪逊和伦道夫所代表的弗吉尼亚。
埃尔斯沃思的这个方案后来被称为“康涅狄格妥协案”。这是十分准确的，因为提出和阐述这个方案的，都是康涅狄格代表。阐述者是埃尔斯沃思，提jiāo给委员会的是舍曼，创始者则是约翰逊。约翰逊提出这个设想是在同一天，即6月29日，但发言比埃尔斯沃思早。毕业于耶鲁大学、曾获得耶鲁大学硕士学位和哈佛大学名誉硕士学位的约翰逊，是哥伦比亚学院的第一任校长，他的父亲则是哥伦比亚学院前身国王学院的第一任校长。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家教和学历，约翰逊看问题往往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极为透彻。6月29日，约翰逊第一个发言。他说，先生们的立场不同，这场争论就将永无休止。你们一方视各邦为人民选区，另一方视各邦为政治社会。应该说，两种想法都有道理。那么，与其让这两方相互对垒，不如把它们结合起来──议会两院，一院代表人民，一院代表各邦。
这真是jīng彩之极！既然“一个state，各自表述”，何妨“一个议会，两个代表”？而且，第二天，即6月30日，埃尔斯沃思还特地申明，他们的意见并无偏爱或偏见，因为他代表的邦（康涅狄格）不大不小，正好居中。
可惜麦迪逊他们不肯接受。不但不接受，还说康涅狄格最没有资格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康涅狄格在信守邦联誓约方面其实记录不佳。这话立即引起埃尔斯沃思和舍曼的抗议。埃尔斯沃思说，不管别人怎么讲，我们这个邦一直全心全意地支持邦联。查查军队的花名册就知道，在独立战争中作战的康涅狄格军人，人数远远超过弗吉尼亚。舍曼则说，每当麦迪逊要证明《邦联条例》有缺陷时，他就谴责各邦所犯的过失。这样说话，犯不着吧！
这就让许多代表感到不安。如果连调解方的意见都不能容忍，这个会还怎么开下去？
决不让步
于是，富兰克林便出面讲和。
富兰克林说，现在的问题，是双方都在走极端，因此两难。按比例分配吧，小邦说它们的公民权利有危险；席位平等吧，大邦又说它们出的钱有危险。我是一个手艺人，我给大家说说手艺人的经验吧。木匠做桌子的时候，如果木料的边缘厚薄不匀，他们就会两边各削去一点，让连接的地方严丝合缝，桌子也就平稳了。按照这个道理，双方都应该放弃一些要求，才能联合起来。共和国这艘船既然为大家所共有，难道不该共同来决定冒险的规则吗？
实际上，所谓“十一人委员会”的报告，便正是一个两边各削去一点的方案。我们不妨看看委员会名单：马萨诸塞格里、康涅狄格埃尔斯沃思（后换成舍曼）、纽约耶茨、新泽西佩特森、宾夕法尼亚富兰克林、特拉华贝德福德、马里兰路德·马丁、弗吉尼亚梅森、北卡罗来纳戴维、南卡罗来纳拉特利奇、佐治亚鲍德温。这些人，不是坚持邦权的，就是主张折中的。麦迪逊（弗吉尼亚）、威尔逊（宾夕法尼亚）、汉密尔顿（纽约）、鲁弗斯·金（马萨诸塞）这些铁杆“国权主义者”一个也不在里面，路德·马丁（马里兰）、耶茨（纽约）、佩特森（新泽西）、贝德福德（特拉华）这几员“邦权主义”大将反倒一个也不少（耶茨和兰辛等于是同一个人）。这样一个委员会能提出什么样的方案，也就不言而喻了。
这是个一揽子方案，必须两条建议一并接受，即第一院议员按人口比例产生（每四万人产生一名议员），且独享钱财提案权和财权，第二院则每邦席位平等。这也是一个妥协的方案，它正是以康涅狄格的提议和富兰克林的动议为基础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