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伦道夫和鲁弗斯·金都希望休会一天，佩特森也认为应该给大邦一个机会。于是休会。不过休会不休会，结果都一样。大邦代表聚在一起商量了半天，也拿不出一个主张来。因为事情已经很清楚，他们只有两种选择：同意妥协，或者不顾一切地硬性反对，哪怕制宪会议一事无成也在所不惜。显然，很多人不愿意冒后面这种风险。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比是否实行平等表决制的分歧还要大。他们既无法想象当真只由部分大邦单独联盟，也拿不出任何方案和小邦的要求抗衡，也就只好不了了之。
只有古弗尼尔·莫里斯在第二天提出再议第二院席位问题。看来，这位先生对平等表决制还是耿耿于怀。他7月13日的发言只不过表达了一种情绪：“罪恶”的奴隶制比“邪恶”的平等制更坏。但他的提议无人附议。麦迪逊的笔记说，好些代表的表情说明他们对此已经绝望。谁也不愿意惹是生非，谁都不想再议了。大家都很明白，这事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只希望后面的问题能够“似曾相识燕归来”。
在奴隶制问题上，制宪会议同样达成一系列妥协。当然，这些妥协都避免使用“奴隶”这个词，改用一些委婉的表达方式。《联邦宪法》第一条第三款规定，众议员名额和直接税税额，在本联邦可包括的各州中，按照各自人口比例进行分配。各州人口数，按自由人总数加上所有其他人口的五分之三予以确定。自由人总数包括按照契约服一定年限劳役的人，但不包括未被征税的印第安人。这里所谓“所有其他人口”，实际上指的就是奴隶。这就是有名的“五分之三条款”。这个条款是不公平的。对黑人不公平，对北方也不公平。因为奴隶虽然按照五分之三的比例计算人口，却没有选举权。这样，南方五邦自由人的人均政治代表权，就高于北方各邦了。这是南北双方在奴隶问题上的第一个妥协。
第二个妥协，是《联邦宪法》第一条第九款规定，除非发生叛乱或入侵，在1808年以前，国会不得立法禁止现有任何一邦的移民，如果该邦认为应该准予这些人迁移或入境的话。但对此种人的入境，每人可征不超过十美元的税。也就是说，只要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认为他们贩运购买的奴隶是“应该准予入境之人”，联邦政府就管不着。当然，这一妥协也是有限制的。一是此项特权只限十三个老邦享有，二是只限1808年以前。但即便如此，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也为自己争取了二十年的进口奴隶机会。
第三个妥协，是《联邦宪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根据一州之法律必须在该州服劳役或劳动的人，如逃往他州，不得因他州的法律或规章而免除此种劳役或劳动，而应根据有权得到此劳役或劳动之当事人的要求将他jiāo出。这里说的“根据一州之法律必须在该州服劳役或劳动的人”，指的其实就是奴隶；而所谓“有权得到此劳役或劳动之当事人”，其实就是奴隶主。这一条款的意思，就是说南方的奴隶如果逃到了北方，北方不能因为本州已经立法废奴就将其收留和解放，必须把他们还给南方的奴隶主。
现在看来，这三项妥协和在参众两院问题上的妥协完全不同，毫无伟大可言。岂止不伟大，简直就是有罪，而且危险。因为南北战争的导火索就埋在这里。对于以“人人生而平等”为建国理念的许多美国人来说，奴隶制是不能容忍的；而对于在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中尝到甜头的南方各邦，北方的废奴倾向也让它们坐立不安。于是南方终于决定和北方分手，并由此引发了一场长达四年之久的战争，导致五六十万人死于非命（北方战死十四万零四百一十四人，其他死亡二十二万四千零九十七人；南方仅后三年即战死七万四千五百二十四人，其他死亡五万九千二百九十七人），众多财产化为乌有，整个南方则几乎变成一片焦土。
对于这场战争，南北双方说法不一。北方称之为“国内战争”，南方则称之为“国际战争”。这其实是制宪会议留下的老问题：美利坚合众国究竟是一个国家，还是多国联盟？当时的妥协，是“一半是国家，一半是联盟”。因为是国家，所以众议院实行比例制；因为是联盟，所以参议院实行平等制。但如果是联盟，南方各邦（state）就有退出的权利；而如果是国家，则南方各州（state）的“独立”就是叛乱。这正是南北战争说不清楚的原因。
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说制宪会议的让步是“伟大的妥协”呢？这就只能以后再解释了。我们现在要回到会上，看看代表们在那里还做了些什么。
第18章 严防死守（1）
总统是个难题
制宪会议达成“伟大的妥协”之后，7月24日选举产生了详情委员会，委员是南卡罗来纳拉特利奇、弗吉尼亚伦道夫、马萨诸塞戈勒姆、康涅狄格埃尔斯沃思和宾夕法尼亚威尔逊，任务是将已经达成共识的条款整理成文，以供进一步讨论。这说明席位问题达成妥协以后，大家都松了口气，认为总算可以弄出个宪法草案来。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们还要再开差不多两个月的会。因为制宪会议的麻烦实在太多，开国领袖们要解决的问题也实在是太复杂了。
不过在我看来，争论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主要是两个问题，即席位的分配和行政官的设立。如果说前一个问题难就难在他们既不是同一个国家，又不是不同的国家（这是马萨诸塞的格里所说）；那么，后一个问题则难在对全国行政官既要授权，又要限政。用麦迪逊6月6日的话来说，就是“行政官既要受到控制，又要得到拱卫”。古弗尼尔·莫里斯在8月7日也说，我们的确是在做一件奇怪的事情。我们要树立一个qiáng有力的人来保护我们，同时又要把他的手捆到背后。
在这里，我们必须稍微介绍一下问题的背景。
我们知道，在1787年费城会议之前，美国是没有什么总统的，世界上也没有。总统是美国人的发明，英文为president，和俱乐部主任是同一个词，意思是主管（参议院议长也叫president，意思是“主持人”；众议院议长则叫speaker，意思是“发言人”）。而且，这个“总统”，还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总”地“统”起来。他不是美国的“皇上”，也不是政府的“老板”，只是联邦政府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部门中行政部门的主管，相当于美国的大管家，管着美利坚人民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杂七杂八的事，也负责和别人家（外国）打jiāo道。用中国的事情打比方，他是儿媳妇，不是婆婆。如果用公司的构成打比方，则顶多是个总经理，不是董事长。当然，这个儿媳妇，这个总经理还是蛮体面的。因为出头露面管事办外jiāo的人是他，婆婆和董事长是不出面的。他的权势也不小，只要厉害一点，就不难成为贾府里的王熙凤。所以，当制宪代表考虑为美国人民设计授权时，也就是他们代表“婆婆”琢磨着怎么jiāo钥匙的时候，就不能不对这个“儿媳妇”充满戒心。6月4日，富兰克林说，第一个被放在掌舵位置上的会是个好人，后继者怎么样，就只有天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