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观点，庄子也有。庄子心目中的“至德之世”，也是不推崇贤良（不尚贤），不使用能人（不使能），统治者就像树上的叶子，老百姓就像地上的麋鹿，叫“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庄子·天地》）。这不就是“动物世界”吗？说得好听，大约也可以叫做“回归自然”。这可是儒家和墨家不赞成的。想想墨子怎么说？墨子认为不能“天下大乱，若禽shòu然”（《墨子·尚同上》）。孟子又怎么说？孟子说“无父无君，是禽shòu也”（《孟子·滕文公下》）。可见儒墨两家都反对把人类社会变成动物世界，这也正是他们与道家的分歧。
那么，道家为什么要把人民变成动物呢？因为在他们看来，所谓“太平盛世”，就应该是浑浑噩噩的。老子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老子·第五十八章》）也就是说，统治者稀里糊涂，老百姓就纯朴敦厚；统治者明察秋毫，老百姓就心怀鬼胎。可见为了做到混沌一片，不但要愚民，还要愚君，而且首先要愚君。
这一点，也很明确。老子说，从古至今，善于奉行“道”的（古之善为道者），都不用“道”来开发民智（非以明民），而是用来愚民（将以愚之）。因为国家之所以难以治理，就因为老百姓懂得太多（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所以，要治国，就要愚民；要愚民，就要愚君；要愚君，就得反智。如果一个君主雄才大略，聪明绝顶，还要把这聪明用来治国，那他就是一个“国贼”。相反，如果他傻乎乎的，或者装聋作哑，甚至装疯卖傻，那就是天下和国家的福气。为什么呢？因为上有所好，下必效焉。统治者心明眼亮，老百姓不也跟着聪明伶俐起来？所以，就算装，你也得糊涂。这就叫“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老子·第六十五章》）。
由此可见，道家的愚君，归根结底是为了愚民。为了愚民，又不惜反智。这正是后世统治阶级愚民政策的思想来源之一。但我们必须讲清楚，后世的政策，是只愚民不愚君。他们也不愚官，反倒要求官员饱读诗书。这就不好把账都算到道家头上了。要知道，道家的观点，是民也愚，官也愚，臣也愚，君也愚，最好上上下下都是一群糊涂虫。
三 无为之谜（4）
都是一群糊涂虫又怎么样呢？就“上如标枝，民如野鹿”了。这就是人类原始的生存状态。因此，道家不但反智，还要反文明，尤其是科技文明。《庄子·天地》说，有一次，子贡途经汉yīn，看见一位老人在浇菜园。这老人挖了一条隧道进入井中（凿隧而入井），用水瓮装了水，再抱着装满水的瓮从隧道里出来，去浇菜园子（抱瓮而出灌）。子贡说，先生这不也太费事了吗？为什么不用水车呢？用水车，事半功倍呀！老人的脸一下子就变了，然后冷笑一声说：一个人，如果用了投机取巧的器械，就一定有投机取巧的事情（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投机取巧的事情，就一定有投机取巧的用心（有机事者必有机心）。你以为我是不知道有水车呀？我是不屑于用（羞而不为也）！哈！幸亏庄子没有生活在今天。他要是生活在今天，看见我们的这些电脑呀手机呀，还不得气晕过去！
庄子的这个思想值得注意，它绝不是简简单单一个“反对科技文明”就可以打发的，其中有很深刻的东西需要我们思考。比方说，科技文明果真就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吗？在科技进步的背后，就没有人类付出代价吗？浇园老人说得对，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有了机心，就心性不纯（纯白不备）；心性不纯，就心神不宁（神生不定）；心神不宁，就无法与道同一（道之所不载）。结果，我们原本要追求的幸福，可能就反倒没有了。
没错，人类不能没有科技进步，科技进步也给我们带来许多好处。至少，它能使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快捷，更有效率，也更安全和舒适。但是，为了这些方便、快捷、效率、安全和舒适，我们也付出了代价。比方说，自从有了复印机，许多学生就不会记笔记了；自从有了照相机，许多画家就不会画写生了。有个段子说，现在的人为什么“言而无信”？答案是因为有电话。又有人说现在的人为什么不会写情书？答案是因为有短信。电话好不好？好。当时就能对话，不用望穿秋水么！可视电话就更好，不但能听到声音，还能看见样子。但是，好不容易才收到一封书信的那种欣喜若狂，没有了。捧在手里反复阅读的那份感觉，也没有了。当然，短信也可以保存，也可以拿出来反复看。可是，现在的短信，比得上当年的情书吗？没错，你也可以把短信写得jīng彩一些，漂亮一些，问题是，现在gān什么都是匆匆忙忙的，还有那份心境吗？当我们坐在飞机上，像一件特快专递的包裹被运送时，还有“细雨骑驴出剑门”的情趣吗？微波炉热就的方便食品里面，能够有妈妈的味道吗？俗话说，物以稀为贵。当一切都变得方便、快捷、有效率时，我们还会觉得珍贵吗？
可见，凡事都有两面性，有得也就有失。我们不能因为科学技术有了进步，就沾沾自喜，忘乎所以；也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一边享受现代科技文明带来的好处，一边抱怨它的不足。毕竟，科学技术不是万能的，它不能包办我们的一切，更不能包办我们的幸福。幸福不是科学的话题，也不是科学的任务。在自然科学之外还必须有人文学科，道理就在这里。
事实上，老子和庄子之所以主张反智，主张愚民，就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在他们看来，人类要想幸福，就必须“人如赤子，民如野鹿”。也就是说，社会，最好回到原始状态；个人，最好回到婴儿状态。社会的原始状态，就是人的婴儿状态。你看婴儿，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一点顾忌都没有，多好？所以，一个人，没心没肺，就最快乐。只要没心没肺，就能过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了，想那么多gān什么！
这就是老庄的反智和愚民。而且，按照老子和庄子的思路，愚民的结果是愚君，愚君的结果是反智，反智的结果是反文明。既然是反文明，那就不但要反科技、反知识、反智慧，还得要反对一样东西。反什么？反道德。
事实上，老子和庄子也是将知识智慧和仁义道德放在一起，来加以反对的。《老子·第十九章》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这段话，可谓“三绝三弃”。其中，“绝圣弃智”就是不要圣贤，“绝仁弃义”就是不要道德，“绝巧弃利”就是不要功利。利也不要，德也不要，圣贤也不要。儒家和墨家当作宝贝的，道家都不要。而且，在老子他们看来，只有把儒墨两家视为宝贝的东西都消灭得gāngān净净，天下才能太平，人民才能幸福。
老子不要的，庄子也不要。不但不要，还要讽刺。庄子说，仁义道德是什么？是盗贼也有的东西。在《胠箧》篇，庄子借当时一位江洋大盗的口说：准确地猜出室内收藏的东西，这就是圣明（妄意室中之藏，圣也）；行窃的时候第一个冲进去，这就是勇敢（入先，勇也）；撤退的时候最后一个出走，这就是义气（出后，义也）；知道能不能得手，这就是巧智（知可否，智也）；坐地分赃时人人有份，大家一样，这就是仁爱（分均，仁也）。庄子说，这个qiáng盗遵循的，哪一条不是儒家的道德，哪一条不来自所谓圣人的教导？看来，没有“圣人之道”，好人固然无法立身，qiáng盗同样也不能成功。显然，圣人之道也好，仁义道德也好，是好人和qiáng盗都用得上的，而且qiáng盗还用得更好。因此，庄子得出结论──“圣人生而大盗起”；“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也就是说，只有消灭仁义道德，才能实现天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