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我们中国的先秦诸子，就提供了这样的思想武器？
答： 提供了。因此，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时候，我主张大家能够静下心来读一读先秦诸子。将来，世界风平làng静，重归太平，我更主张这样做。
问： 为什么这样说？
答： 原因很简单，就因为先秦诸子留下的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是应对变革的思想方法。有了这些思想方法，我们在遇到危机的时候，就知道该怎么看问题、想问题、解决问题。至少，也有一个“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比方说，我们可以看看，他们当时是拿什么来拯救自己的世界的。
问： 应该是些很管用的办法吧？我也很想知道呢，能不能讲讲？
答： 又急功近利了不是？别老想着有什么屡试不慡的办法，拿过来就能用。实话实说，我们现在之所以弄得问题多多，原因之一，就是太浮躁，太急功近利。不管讲什么，都要跟市场营销、企业管理、职务升迁等等挂钩，不挂钩没人听。周易禅宗，先秦诸子，《水浒》、《三国》、《红楼梦》，都看出“职场三十六计”来了，还美其名曰“国学”。其实八竿子打不着，也未必管用。告诉你吧，那都是些“披着羊皮的huáng鼠láng”，至多是一些“术”。先秦诸子留下的，可不是那样的东西。
问： 那你说他们留下了什么？
答： 道。他们留下的是“道”，用来拯救当时世界的，也是“道”。天下无道，则唯道可以救之。所以就连最实用主义的法家，也留下了“道”。当然，法家也讲“术”。儒、墨、道、法四家当中，法家是最喜欢讲“术”的。但法家是讲“术”也讲“道”。他们留下的遗产当中，最宝贵的也是那些“道”。实际上，先秦诸子之所以伟大，就因为他们的争鸣虽由“救市”而起，他们的思考却超越了这个话题，想得更深刻、更长远。
问： 怎么深刻，怎么长远？
答： 面对当时必须拯救的世界，先秦诸子至少考虑了这样一些问题。比方说，我们到底应该要一种怎样的社会？我们到底应该要一种怎样的制度？我们到底应该要一种怎样的生活？我们到底应该要一种怎样的文化？还有，我们到底应该要一种怎样的价值观念？这就是他们的反思。也就是说，面对当时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面对那四处着火的混乱局面，先秦诸子并不是急吼吼地端着一盆水就去救。他们还要想，好端端的世界，为什么会起火？火势为什么会蔓延？怎样才能真正扑灭？扑灭以后又该怎么办？国家究竟能不能长治久安？人民究竟能不能世代幸福？这才是他们真正要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才是他们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
继承思想文化遗产，不能成王败寇
问： 那么，先秦诸子又怎么回答这些问题呢？
答： 事情既然因“救市”而起，当然首先得弄清楚这个“市”为什么要“救”，社会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也就是“为什么会起火”和“火势为什么会蔓延”，等等。
问： 问题出在哪里呢？
答： 也有不同看法。道家的观点，是根本就不该有“市”。没有“市”，也就不必“救市”。
问： 这个你前面说了。
答： 以后也还要再说。
问： 道家以外呢？
答： 道家以外，大体上是儒家认为问题出在人心，法家认为问题出在制度，墨家认为问题既出在制度，也出在人心。
问： 那他们的“救市方案”也不相同吧？
答： 当然。儒家认为问题出在人心，因此主张“安心”；法家认为问题出在制度，因此主张“改制”；墨家认为问题既出在制度，也出在人心，因此既主张“改制”，也主张“安心”。
问： 墨家好像全面一点。
答： 也很深刻。制度的问题在哪，人心的问题在哪，墨家都说到了点子上，很到位。但同时，先秦诸子中，最不成功的也是墨家。
问： 墨家为什么最不成功？
答： 因为他们的办法最不管用，也最用不得。
问： 这就怪了，怎么会这样？
答： 这只能以后再说，我们这里先卖个关子吧！你喜欢读侦探小说吗？侦探小说里面的那些大侦探，都是这么说话的。
问： 最成功的是谁？
答： 法家。秦汉以后的政治制度，就是法家设计的。
问： 为什么法家会成功？
答： 因为法家的办法最管用。秦王国最后能一家独大，秦始皇最后能兼并天下，靠的就是法家的主张。我们知道，当时最迫切的需要是“救市”。谁的办法能解决问题，谁就吃香。所以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就将法家的学说钦定为国家意识形态。
问： 但是汉武帝以后，国家意识形态是儒家的学说呀！
答： 实际上是两家“共同执政”。儒家是公开的“执政党”，法家是暗中的“执政党”。
问： 这么说，儒家学说也是管用的？
答： 不管用。儒家学说和墨家学说一样，也救不了“市”。孔子周游列国，孟子游说诸侯，荀子着书立说，然而谁都不听他们的。为什么？不管用嘛！有趣的是，在后世，儒家的影响却是最大的。
问： 当时不香后世香？
答： 正是。
问： 奇怪！这又是怎么回事？
答： 这是一个“秘密”，也只能以后再说。
问： 道家呢？
答： 秦始皇之后，汉武帝之前，曾经一度是“执政党”。之后，就成为“在野党”，不过是“合法”的“在野党”，所以有时候也成为“参政党”。他们的影响，仅次于儒家。
问： 道家的办法管用吗？
答： 也不怎么管用。道家根本就反对“救市”，岂能管用？不过当真“崩盘”以后，就用得上了。比如西汉初年，统治者“贵huáng老，尚无为”，便造就了“文景之治”。但如果要“救急”，也是不管用的。
问： 墨家呢，也是“参政党”吗？
答： 墨家最惨，变成“地下党”了，影响也是最小的。
问： 如此说来，墨家最差？
答： 怎么能这样说？事实上，墨子对当时社会病症的描述最准确，诊断也最到位。而且，他的“救市方案”中蕴含的理想、追求和价值判断，都非常可贵，甚至极其宝贵。他的理想，也是最美好的。相反，最成功的法家，反倒问题最多。
问： 你这样讲，我真是听不懂。
答： 怎么听不懂？
问： 墨家的诊断最到位，方案却最不可行；理想最美好，影响却最小。儒家的办法同样不管用，影响却最大。道家的办法有时候管用，影响却次于儒家。法家的办法最管用，也最成功，却又是问题最多的，影响也没儒家大。这都是一笔什么乱七八糟的“狗肉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