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最后的结果也是糜烂。大清帝国的最后一百年，仍是不可避免地陷人内外jiāo困。他们自己就是"胡人"，不能指望再有"胡人"来帮助。更何况，这一回来打咱们的，是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俄罗斯人和日本人。他们虽然比"夷狄"还要"夷狄"，却已经不再是"蛮族"，而是"列qiáng"。这回，轮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跑到西边去打猎（两宫西狩）了，和当年唐玄宗的仓皇出逃一模一样。
王朝气数，何以如此？
看来，我们还必须对帝国制度作进一步的分析，看看帝国是怎样一天天烂下去的。
第三章 伦理治国 一 非法之法
帝国的麻烦在于集权，集权的麻烦在于皇帝。
我们知道，帝国就其发展趋势而言，并不是一般的集权，也不是一般的中央集权，而是集天下之权于一人。这个人，就是皇帝。从汉的削藩，到明的罢相，帝国不断集权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加qiáng皇权的过程。所以汉武帝要另立内朝，宋太祖要收回兵权，清雍正要再设军机，也就是不允许有任何威胁到皇权的可能。这就常常使人误以为帝国实行的是人治，即皇帝的"一人政治"。这种观点，在学术界和民间都有很大市场。
但这并不是事实。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人数不少，却未必都在当家作主。比如东汉皇帝十三个，成年践？？？的只有两个，即光武帝刘秀和明帝刘庄。剩下十一个弱冠登极的，献帝刘协明摆着是傀儡，可以不算，只有十个。这十个当中，没有活到十岁的又有四个。其余六个，真正有所作为的，只有章帝刘？？？，其他不是享国日短，就是形同虚设。然而章帝之后，献帝之前，东汉还有一百零一年寿命。如果大权独揽的必须是皇帝，请问这一百多年如何维持？又比如，明代万历皇帝朱翊钧，也是孩提时代继位的。成年以后，又多年不理朝政。如果帝国的制度就是皇帝的"一人政治"，请问这四十多年怎样度过？
其实，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们几乎从来就没有赞成过人治。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确实有"重人轻法"的思想。因为再好的法，也要人来执行。人不行，法再好，也不顶用，这就叫"有治人无治法"（只有能治理国家的人，没有能治理国家的法）。但，再好的人，也要死。人一死，他的政治也就结束，这就叫"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简称"人亡政息"。国家要长治久安，当然不能寄希望于此。何况，人有善恶贤愚，并不都是"治人"。即便是智者贤人，也百密难免一疏，千虑难免一失。如果将国家的生死存亡系于一人之身，岂不危险？因此，人治的方式只能是特例，不能是常规。它往往发生在动乱时期和帝国前期。因为那时国家纲纪败弛，百废待兴，非得有超qiáng人物来力挽狂澜不可。但，正如"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人治可以开国，却不能治国。单靠个人的魅力和威望来治理国家，是靠不住的。实际上，"任人任法，皆言治也"（王夫之《 读通鉴论》 卷三），帝国不可能单纯地只讲"人治"。
人治是部落时代的产物。在部落时代，一个人成为领袖，成为管理者，靠的是他的个人魅力和能力。正因为他能力高qiáng，又公正廉明，所以大家自愿服从他的领导，这就是柳宗元《 封建论》 中所谓"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这时，领袖们得到的，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尊敬。社会服从的，也是他们的个人意志和个人决策。这就是"人治"。
邦国是由部落国家和部落国家联盟过渡而来的半成熟国家形式，因此也部分地保留了人治的遗风。尤其是在chūn秋战国，天下大乱，礼坏乐崩，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普天之下，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威，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度。要把族群凝聚起来，存亡继绝，卫国保家，确实需要领袖人物个人的能力和魅力。因此，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甚至直到秦末，都如此。读中国史，前面的故事总是比后面的好看，道理就在这里。实际上，在一个"小国寡民"的社会里，人治未必就不好。只要那人是"治人"，效果可能比法治还好得多。
帝国时代却不能再靠人治，因为帝国是完全的、成熟的国家形式。国家与氏族有三点不同。第一，氏族按照血缘来划分族民，国家按照地区来划分国民。第二，氏族靠个人魅力和威望来管理社会，国家则靠公共权力。第三，氏族处理事务、平息纠纷的依据是风俗习惯，国家的依据则是法律。这是恩格斯在《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一书中告诉我们的。由于凭借的是公共权力和法律，因此，帝国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蕞尔小吏，也可能拥有比氏族社会全部机关加起来还大的权威。但也正如恩格斯所说："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首长所享有的，不是用qiáng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这就是氏族与国家的区别。
秦汉及其以后的历代帝国基本上符合上述三个条件，尤其是第一条。所谓"以郡县代封国"，其实就是"以地区代血缘"。人民不再是按照血缘关系来区别和划分的"部落族民"和"邦国子民"，而是统属于帝国并按照地区（郡县）来管理的"编户齐民"。这样一来，秦汉以后的中国，就该是法治的社会了。因为个人的威望消失之后，管理者、领导者或统治者所能依仗的，便只有权力；所能依据的，则只有法律。而且，正如恩格斯所说："由于这种法律，他们就享有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了。"（《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据此，帝国实行的应该是法治。
然而，也只是"应该"而已。
表面上看，中国早就有"法"，帝国也从来就有"法"。它有法律（律条），有法典（典籍），有法官（廷尉），有法院（刑部），有法网（皂吏）、有法场（刑场），有法堂（衙门），还有主张"依法治国"的学派（法家），俨然也是"法治之国"。可惜此法非彼法。中国古代的法律，与其说是"法"（约法），不如说是"律"（刑律）。它的主要任务，是规定官民人等但有作jian犯科当如何处置，另外也对民事纠纷提出一些处理方案。至于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不讲的。再说那时也没有"公民"这个概念，只有"臣民"。臣民就是臣服之民。不臣（包括犯上作乱，也包括偷jī摸狗），就要治罪。要治罪，就要有个尺寸。于是有"法"。显然，依照这样一些刑律来治国，也与其说是"法治"，不如说是"律治"。
这就与真正意义上的法和法治相去甚远。真正意义上的法，是"全民约法"，即有着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全体公民（或其自由自愿选出的代表）通过充分讨论、民主协商和相互妥协，制定的一种必须共同遵守的"社会契约"。这样的东西，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从来没有的。邦国时代也好，帝国时代也好，都没有公民，也没有什么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人与人之间，是人身依附关系。子依附于父，妻依附于夫，下级依附于上级，所有的人都依附于皇帝。皇帝"口衔天宪"，他的话就是法律，哪来的什么"全民约法"？就连刘邦的"约法三章"，也不过是一方定下来由另一方执行的条款，不是双方民主协商的结果，与其说是"约法"，不如说是"规定"。这样的法，当然也只能叫做"非法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