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帝国的统治者要的也只是这一条底线。对于他们来说，是用"法"来治国，还是用"礼"来治国，本质上都一样，都不过"圣君之实用也"，只看哪个用得顺手。经过比较，发现还是礼治好用。因为"礼"的核心，就是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而帝国要求的秩序，也正是内外有别，亲疏有差，长幼有序，贵贱有等。别内外就辨华夷，定亲疏就爱家人，序长幼就孝，明贵贱就忠。帝国的要求原本不高，并不要求每个人都是谦谦君子。只要官员都能忠君爱民，百姓都能安分守己，也就天下太平，何用许多？
于是，正如周公旦把道德变成了伦理，汉武帝也把伦理变成了政治。在汉以及汉以后的历朝历代那里，"德治"实际上被规定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规定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规范。这些等级和规范后来就成为历代立法的依据，唐律更是以重教化、重公权、重等级、重伦理而著称，即不但如huáng仁宇先生在《 万历十五年》 一书中所说，是"以道德代法制"；而且在我看来，还是"以伦理代道德"。所以，正如帝国之法非法，帝国之德也无德。帝国的法律并不是法律，而是规矩，也叫法度、法纪。帝国的道德也不是道德，而是伦理，也叫伦常、纲常。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帝国的制度是"伦理治国"。
伦理治国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小人服从大人，女人服从男人，民间服从官方，全国服从皇帝。这倒是十分符合帝国这个集权社会的性质。但是，由于这种集权被说成是德与礼，也就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变成了一种"非典型bào力"。对君父的无条件服从被说成了一种爱（敬爱），对臣子的无限制占有也被说成了一种爱（慈爱），仿佛整个帝国都变成了"爱的乐园"。然而统治者自己却心里有数。汉宣帝刘询就曾对他的儿子刘奭（即后来的汉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这才是真话。原来，他们那个道德，是专门对付臣民的，自己却可以不讲，或者想讲的时候讲，不想讲的时候不讲。即便讲"王道"，也不过遮人耳目，骨子里还是"霸道"，充其量在讲"王道"时是"善霸"而已。与之相对应，地方上那些qiáng权人物就叫"恶霸"，亦即"地头蛇"。上有"善霸"，下有"恶霸"；上有"真龙天子"，下有"地头蛇"。所谓"王道乐土"，如此而已。
法治非法，德治不德，礼治自欺欺人，人治昙花一现，这才是帝国的真实状况。
问题是，何以如此？
第三章 伦理治国 三 家天下与泛伦理
还是得从头说起。
前面说过，原始氏族是依靠纯朴道德（德）和风俗习惯（礼）来管理社会的，这就是广泛意义上的"德治"和"礼治"。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氏族社会的建立，依靠的是血缘关系。在氏族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不是远亲，就是近邻。将他们维系起来的，只能是情感和道德，以及体现了情感和道德的礼仪，包括各种约定俗成、带有宗教、巫术和艺术色彩的习俗，而不可能是冷冰冰的、没有人情味的法律。因此，一个民族在进人国家时代以后，是改弦更张实行法治，还是一如既往实行德治和礼治，取决于他们如何将氏族转变为国家。或者说，就看他怎样对待氏族制度。
借用恩格斯的话说，希腊人是"炸毁"了氏族制度的，而"炸毁"氏族制度的第一步，则是"摧毁"血缘关系。这倒不是他们故意要这样做，而是不得已而为之。由于土壤贫膺，无法务农，他们不得不选择经商，不得不离乡背井，甚至远涉重洋，到异地落脚谋生。这就产生了三个问题。第一，他们不得不脱离自己的部落，却要与别人的部落发生关系；第二，他们不得不要求分割财产，并要求承认分割的财产归他个人私有；第三，他们不得不大量使用货币，并把货币看得比别的东西（比方说感情和道德）更重要。这三条，都与氏族制度格格不入。仅仅第一条，就足以使过去的那种血缘关系不复存在。第二条，又使原本脆弱的部落关系雪上加霜。因为一个有着自己私有财产的人，当然可以不再理会部落领袖们那种旧式的权威。至于货币，我们知道，恐怕多半会培养"认钱不认人"的观念。
显然，这时再实行部落时代的人治制度根本不行。何况在一个移民杂居的城邦里，也不大可能出现氏族社会那种自然而然产生、享有无可争辩之尊敬的领袖人物。受人尊敬的人当然还会有，但不再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他的地位也没有理由世袭（看重血缘才讲世袭）。现在，城邦里居住着来自各个部落的人。正因为他们来自各个部落，却又要居住在一起，发生各种关系，并组成社会，因此，他们就不能再算是部落里的人，而应该算是城邦里的人。于是，公民的概念就产生了。"公民"的本义就是"属于城邦的人"。它来自城邦这个词--"波里斯"（ Polis ） ，希腊语叫"波里得斯"（ Polites ） ，翻译为中文就叫"公民"。
波里得斯（公民）是一些有着个人私有财产，因而有着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他们当然不能再接受某个权威人物的"一人政治"（人治），也不再满足于道德的含糊其辞（德治）。他们需要一个新的权威，一个超越于一切个别人，也超越了旧的风俗习惯，不受生理限制和感情纠葛的权威。而且，为了保证铁面无私，这个新的权威不能再是人，而必须是物化的东西，就像货币和契约一样。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它应该像货币一样广泛普遍有效，又像契约一样人人必须遵守。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知道，它就是法律。
中国的情况却不同。
和世界各民族一样，中国古代社会也经历了从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到部落国家的过程。传说中的女锅，就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时代；伏羲，就是父系氏族社会的时代；炎、huáng，就是部落的时代；尧、舜、禹，就是部落联盟的时代；夏，就是部落国家的时代；商，就是部落国家联盟的时代；周，就是国家联盟的时代；秦汉以后，则进入统一国家时代。在这里，有一个至为关键的转折点，那就是"启废禅让"--禹的儿子启，确立了最高权力的"世袭制"。以此为标志，我们民族开始了从部落到国家的演变。当然，这种演变是不同步的。有的部落早一点，有的部落晚一点。夏、商、周就是演变较早也较成熟的，因此成为部落国家、部落国家联盟和国家联盟（邦联或联邦）的领袖。他们的建立"王朝"，不过是对自己国家形态的确立；而他们的所谓"分封"，则如前所述，不过是为已然成为部落国家的诸王加冕。国家，在部落和部落联盟的战争中诞生了。
但无论早晚、大小、先后，这些部落在变成部落国家的时候，都无一例外地没有"炸毁"氏族制度。他们是以"和平演变"的方式把自己的部落变成国家的。部落的酋长变成了国王，祭师和巫师变成了大臣，领兵打仗的战斗队队长变成了将军，而部落的族民则变成了臣民。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们都是或主要是农业民族国家。除了外出征战，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更没有解散自己的家庭。相反，他们不断扩大着家庭，由家庭而家族，由家族而氏族，由氏族而部落，由部落而部落联盟。当部落和部落联盟变成部落国家时，社会也就从"大同"变成了"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