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那些主张"天下为公"的儒生们,还竟然为这种明显的假公济私张目!他们的逻辑是:王有即国有,国有即公有,公有即大同。大同胜于小康,公有胜于私有。这又是极具欺骗性的。王有并不等于国有,已如前述;国有并不等于公有,也不难证明。当今世界上许多独裁政权,不就是私库通国库吗?他们的那些所谓"总统", 不就是视国库为私囊吗?有名义上的公有,有实际上的公有。一种制度,并不因为它自我标榜为国有,就一定当真是公有的。相反,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一个专制政权,一种集权制度,越是拼命标榜"天下为公",就越是自私自利到了极点。
帝国就是这样一种自私自利到了极点的制度和政权。它的目标和行为,首先是满足帝王一己之私欲,然后是满足官僚集团的种种需求。当然,他们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他们在口头上,还得宣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在实际上,则是"君为贵,官次之,社稷再次之,民为轻",或者"君为贵,社稷次之,宫再次之,民为轻"。在帝王那里,是"君为贵,社稷次之";在官员那里,则是"君为贵,官次之";反正与他们标榜的刚好相反。
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这是一种私有制度,因为它并不承认私权。20 世纪之前,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宣布过"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我们没有这样的观念,也没有这样的法律。在帝国的所谓"法制"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皇帝。而且,神圣不可侵犯的,又首先是皇帝的尊严,以及他的权力和地位,而不是他的财产。其他,包括庶民,也包括官员,包括他们的财产,也包括他们的人权,则都是可以任意侵犯的。明代甚至连朝廷大臣都可以"廷仗",况乎小民,又况乎其私产!
其实,中国传统社会既没有真正的、彻底的公有制和公有观念,也没有真正的、彻底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而且,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从来没有。有学者认为,大同时代(氏族社会)实行的是公有制(天下为公),小康时代(邦国时代)实行的是私有制(天下为家),这其实可以商量。首先,《 礼记· 礼运》 所谓"天下为公"和"天下为家",说的是产权还是治权,也有不同理解。樊树志先生就认为,这两句话的关键在于"公权力"而非"所有制"。大同之世的特点,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最高领导权"传贤不传子",这就是"天下为公"。启废禅让以后,传子不传贤,最高权力家族世袭,于是"公天下"一变而为"家天下",大同之世被代之以小康,这就是所谓"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请参看《 国史十六讲》 )。
樊先生所论甚为在理,因为政权的jiāo替方式,最能看出这"天下"是公是私。权力倘若不能真正成为"天下之公器"(公权力),所谓"公天下"就十分可疑。但我以为,治权来自产权,无产权即无治权。小康之世之所以"大人世及"(世袭),就因为时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因此,范文澜先生将"天下为家"解释为"变公有为私有"(《 中国通史》 第一卷),也是有道理的。
然而对于所谓"原始社会公有制",却要分析。在氏族和部落内部,资源和财富也许是公有的;部落与部落之间,界限却划得很清。不但以邻为壑,还要发动战争,把别人的财产据为己有,哪有什么"天下为公"?所以原始社会的所有制,只能叫做"部落所有制"或"氏族所有制",简称"族有制"。邦国时代的所有制,则只能叫做"家族所有制"或"家庭所有制",简称"家有制"。至于帝国时代,则是两种制度并存,一方面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家所有制"(国有制),另一方面是男耕女织小农经济的"家庭所有制"(家有制)。这也很对--既是"国有",又是"家有",合起来岂非"国家"?
那么,这个"国有"与"家有"并存的制度,究竟是公是私呢?也说不清。事实上,正如"王有"不是私有,是"国有"; "家有"也不是私有,反倒是"公有"。因为土地、房屋和其他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是家庭成员共有的。父家长和皇帝一样,只不过这些"公共财产"的总代理。作为一家之长,他对家财家产享有支配权,但不独占所有权。所有权是属于全家的,成年男性成员每人都有一份。不过,虽云"人人有份",份额却不明晰,除非"分家"。"分家"的前提是"成家",因此其结果只是"分产到户",不是"分产到人"。分出去的财产仍是"家庭所有",不是"个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的"私",不拥有仅属"一己之私"的私财、私产。唯一的例外,是女性配偶微不足道的"私房钱"。
那么,"家有制"(家庭所有制)是"公有制"吗?不是。因为一个家庭的"公共财产",相对于其他家庭而言又是私有的。它也不能叫做"集体所有",因为并无个人的"股权"。其实部落时代的"族有"、邦国时代的"家有"、帝国时代的"国有",都一样,通通都是"公私不分,产权不清"。因此,从氏族、部落,到邦国、帝国,我们就从来没有过完全彻底的公有制,也没有完全彻底的私有制,只有"不公不私、亦公亦私、半公半私制"。
第五章 内在矛盾 三 无法与无天
公私不分和产权不清,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造成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极其忽视个人的权利和个体的存在。
我在《 闲话中国人》 一书中说过,在中国,个人是渺小的,群体才是伟大的。因为个人是"私",群体才是"公"。公则大,私则小。越私就越小,越公就越大。个人最私,故个人最小。国家最公,故国家最大。国家当中,邦国较帝国、郡县较天下又为私,故帝国大于邦国,天下大于郡县。至于家庭,则于国为私,于人为公。因此,当个人与家庭相冲突时,应牺牲个人利益(比如个人的欲望、志愿、兴趣、爱情)成全家庭(比如做自己并不想做的事情,和自己并不相爱的人结婚)。同样,当家庭与国家相冲突(比如忠孝不能两全)时,则应牺牲家庭而献身国家。这种"顾全大局"的做法,是历来被视为美德的。似乎很少有人想到,正是这种"无私"的观念,造成了帝国的"无法无天"。
先说"无法"。
什么是"法"?我们为什么要有"法"?并非因为"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尽管这是我们中国人对"法治"最一般的理解。但这其实只是"法制",不是"法治";只是"依法治国",不是"约法治国"。正因为将"法制"视为"法治",将"法律"视为"规矩",所以邦国和帝国的"法",便都是帝王制定的"王法",不是全民约定的"约法",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不可能成为法治社会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