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终结_易中天 【完结】(46)

2019-03-10  作者|标签:易中天

  bào乱即无法。bào乱只能使社会进人无政府状态,不可能使社会进人法治状态。在专制的状态下,虽然可能"暗无天日",但毕竟"天"还在,还有"青天白日"(开明专制)的希望。无政府状态却是"天崩地裂",根本就"民不聊生"。因此无政府状态是比专制更坏的状态。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专制制度是应该维护的。恰恰相反,由于专制制度在本质上"无法",其结果就必定是"无天"。只要看看王朝末年和王朝更替之时,中国社会是如何的"天昏地暗",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因此出路只有一条,即建设法治社会;而法治社会的前提,则是社会所有成员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法治和律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律治社会的法律,是出自统治阶级的权力意志;而法治社会的法律,则是出自全体公民的自由意志。可见自由意志对于法治社会而言是何等重要。有人担心,大家都有自由意志,都能"想gān什么就gān什么",岂不天下大乱?这其实是过虑。正如邓晓芒先生所说,腐败和动乱绝不是因为大家都能"想gān什么就gān什么",而恰恰是因为大多数人都不能,只有少数人能(《 灵之舞》 )。大多数人能,谁都要防范,反倒要约法、要规范了。更何况,自由意志并非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恰恰相反,公民越是具有自由意志,他就越是具有法治意识。因为自由意志首先意味着负责,而且是自己对自己负责。只要法律的制定出自他的自由意志,那么,他就必定对这一法律负责(守法)。如果法律出自全体公民的自由意志,那么,全体公民就会全体负责(全体守法)。

  这听起来近乎痴人说梦:全体公民的自由意志岂能恰好一致?这其实又是对自由意志的误解。自由意志并非一种决定,而是一种可能,其中就包含选择和妥协的可能。当法律出自全体公民的自由意志时,就必定是他们选择和妥协的结果,即每个人都能接受也应该接受的"底线"。法治社会需要的,首先就是这样一根"底线"。它必须首先弄清,哪些是所有人都不能容忍因此必须禁止的,哪些是所有人都不能没有因此必须保护的,然后据此建立起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有宪法,也才有宪政,有法治。自由意志,真是何其重要乃尔!

  第五章 内在矛盾 四 谁为帝国签单

  没有自由意志,因此帝国无法。同样,没有自由意志,因此帝国无天。也就是说,没有人对帝国的兴衰存亡负责。

  这好像不合情理。偌大一个帝国,岂能无人负责?这好像也不是事实。至少,在一般人看来,皇帝总归是有自由意志的。皇帝君临天下,乾纲独断,令行禁止,生杀予夺,岂能没有自由意志?但这只是想当然而已。并非所有的皇帝都能一人独裁。有不可能的(如弱冠登基),有不愿意的(如倦于朝政),还有做不到的(如大权旁落)。即便所谓"雄猜之主",也会有"身不由己"之时,因为他也要受到诸如"祖宗家法"之类规定,以及种种现实利害关系的制约。皇帝并非就能为所欲为。

  当然,不顾礼法和利益一意孤行的也有。但这只能叫"任性",不是"自由"。把任性看作自由,恰恰证明不知何为自由。前面说过,自由不是自由散漫,不是为所欲为,更不是不负责任。相反,自由从来就是和负责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但前提是他意志的自由。因为他自由,所以能选择;因为他选择,所以他负责。因此,不负责任的选择和行为不是自由,没有自由的人也既不必负责,又不能负责,而只有"委过"和"受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帝国时代的中国人是既没有自由也不负责任的。

  先说皇帝。皇帝负责吗?不负责。因为皇帝从不认错。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皇帝真正认过错。他也不能认错,至少不能随便认,因为他已经被法定为"天下第一圣人"。他的身份是"圣上",他的身体是"圣躬",他的意志是"圣旨",他的讲话是"圣训"。无论他做出什么决定,丹陛之下都是一片"皇上圣明"。他怎么会有错?又怎么能认错?如果有错,那肯定是别的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比如jian臣蒙蔽,或者天时不利。所以,如果要认错,也一定会把责任推卸gān净,比如"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之类。在这里,有错的不是他自己,而是酒。如果不是"酒醉",他原本是不会犯错误的。因此他也只有"后悔"(悔不该),没有"反省",更谈不上"忏悔"。

  上行下效。至尊天子既然不认错,帝国的臣民当然也不认;至尊天子既然不负责,帝国的臣民当然也不负。没错,中国历史上是有"一人做事一人当"的说法,也有这样的人。但这只是承担后果,不是承担责任。责任,那是没有的,也是不负的。因此,我们也就只有"赔罪",没有"道歉";只有"受过",没有"负责"。

  同样,至尊天子既然没有"反省",帝国的臣民自然也只有"后悔"。而且,当他们后悔时,也都无一例外会把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或者某些"客观原因"那里。比如阿Q 之所以挨打,是因为后来看见了小尼姑。正如崇祯之所以亡国,皆因"群臣误我",自己是没有责任的。一个人,如果连对自己负责都做不到,又怎么能对国家负责?

  也就只能假负责之名行推卸之实,比如下"罪己诏"。据huáng仁宇先生统计,西汉一代灾变不断。从公元前178 年,到公元前2 年,皇帝为此颁布诏书五十七次。其中可称为"罪己诏"的,宣帝有八次,元帝有十三次,成帝有十二次。但这绝不是负责,而是典型的不负责任和推卸责任。因为在这里,皇帝承担的,是不该他承担的责任。如果地震、洪水、火山爆发等等灾祸异变,是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当然该他负责。问题是并非如此。那么,他又下什么"罪己诏"?显然,这种极端负责的背后是极不负责。它甚至不是反省和检讨,而是作秀和炫耀:一是炫耀自己的仁慈本心(因爱民而不惜自责),二是炫耀自己的无私品格(连不该承担的事情都勇于承担),三是炫耀自己的特殊地位(只有皇帝才有资格为天灾而罪己)。因此,历代皇帝都不在乎下"罪己诏",也不怕措辞严厉。因为自责得越厉害,炫耀的水平就越高。这就正如他的称孤道寡,越是谦虚,就越是自夸。事实上,一个人如果连地震、洪水、火山爆发等等灾变都能负责,那他不是神又是什么?

  尽管皇帝的这种自责其实极不负责,但至尊天子能够如此痛心疾首,说"四方有罪,罪在联躬",已让广大臣民感激涕零。不要说不敢,就是敢,他们此刻也不忍心再追究皇帝的责任了。于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就在承担不该承担之责任的同时,规避了真正应该承担的责任--对"天灾"之中"人祸"的责任。事实上,在任何一次自然灾害降临之时,造成巨大损失的原因往往不止于天灾,同时还有人祸,比如预警不力,防范不严,救助不快,指挥不当等等。究其原因,则又往往因于机构瘫痪、官员昏庸、相互推诿、上下隐瞒,甚至贪污腐败(比如将防洪堤修成了"豆腐渣工程") ,因此是典型的人祸。这才真是应该检讨和追究的。然而皇帝自己不说,臣民也不问。在冠冕堂皇的"罪己"名义下,所有的(包括皇帝,也包括那些贪官污吏和昏官冗员的)责任,都被推卸得一gān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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