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终结_易中天 【完结】(49)

2019-03-10  作者|标签:易中天

  动乱也是bī出来的。因为对于一介草民而言,造反起义的风险实在太大,成本也实在太高。它付出的,可能会是整个家族的血的代价。皇帝再昏馈,官府再无能,朝廷再软弱,在这个问题上也不会含糊,动起刀来也绝不会手软;而民众要和朝廷作对,也多半都是以卵击石螳臂挡车。所以,不到万般无奈,草民们都不会轻易言反。但如果他们的活路全被堵死,那么,账就是另外一种算法了:束手待毙,坐等死亡,是死;揭竿而起,战死沙场,也是死。前一种选择必死无疑,后一种则不一定,因为还有战胜的可能。而且,一旦夺取全国政权,那红利可就大得吓人。就算没有红利,不能扳本,能过把瘾再死,也值!

  所以,造反起义的事,有时又是很容易的。因为一旦成功,对起义者本人尤其是起义领袖而言,那可是一本万利。因此历朝历代都有人尝试,有人效法,有人铤而走险,甚至有人制造动乱,目的是取现政权而代之。但不论何种情况,对于我们民族都是灾难深重。生产活动大面积停止,人民群众大批量死亡,文化遗产大规模破坏,国家局势长时间动dàng。在官兵和起义军的战斗中,双方往往都会荼毒百姓,滥杀无辜。huáng巢见人就杀,逢人便砍;张献忠杀人如麻,血染江河;太平天国则至少让大清人口减少上亿。实际上,哪一次战乱不是让普通民众析骨为炊,易子为食?又有哪一次动dàng不是使中华大地人死如林,骨积如山?正所谓"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 篙里行》 )。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奈何天下兴亡,还要匹夫负责?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无人负责,更在于帝国需要这种破坏,因为每次破坏之后便是它的新生。农民起义的最大好处或者说历史功绩,就是能够促成王朝的更替。新王朝由于畏惧造反忌惮灭亡,往往在建国之初实行较为开明的政策,放松钳制,减轻剥削,收敛贪欲,与民休息。这对于帝国制度来说,其实是重新回到了它的正常轨道。这个轨道是每个王朝在其中后期一定要偏离的,而且这种偏离也是无法通过王朝自身的改革来纠正的,因此只能寄希望于动乱和动乱之后的改朝换代。帝国制度需要这样一条出路,而且它也只有这样一条出路。

  第五章 内在矛盾 六 出路何在

  帝国制度依靠天下大乱这样一种近乎自杀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生命,这似乎匪夷所思,然而却是事实。实际上,作为制度的帝国和作为政权的王朝是不一样的。

  作为政权,没有哪个王朝愿意灭亡;但作为制度,帝国却必须定期不定期地把偏离了自己正常轨道的代理集团(现存王朝)送上历史的断头台,并为自己寻找新的代理人(真命天子)。

  那么,所谓帝国的正常轨道是什么?

  帝国的正常轨道,就是符合其存在合理性的社会状态。我们在本书第一章已经指出,帝国制度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甚至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乃是一种必然。就中华帝国而言,这些条件包括:一、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成员主要依靠铁制农具和家养牲畜进行农业生产,其收人在维持基本生活需求之后略有节余;二、在当时技术条件(车马、道路)所能到达和控制的范围内,各地区和人民的经济生活方式大体相同(即都达到并不超过上述生产力水平);三、这些地区和人民都面临着共同的威胁(比如自然灾害或游牧民族的侵犯),必须共同防御,因此有组织成一个统一国家的需要;四、这些地区和人民之间不存在当时技术条件无法逾越的天然障碍(高山、大海、沙漠),军事上便于征服,政治上便于统治,经济上便于平抑,文化上易于认同。在这些条件下,帝国制度是可行的。

  因此,最适合帝国制度,或者说,帝国时代的"最佳"国家状态是:疆域不大不小(以自秦开始的传统疆域为宜),人口不多不少(以二千万至五千万之间为宜),经济水平不高不低(以一般民众正好维持温饱为宜),政治状态不好不坏(好不能好到qiáng大无比,坏不能坏到民不聊生)。疆域太小,人口太少,经济水平太低,历史选择的就是邦国而不是帝国。反之,疆域太大,人口太多,中央集权的管理成本就会大幅度增加,直至帝国无法承担;而经济水平太高,则会形成破坏帝国秩序的异己力量。当然,政治状况太好也不行。政治状况太好、国家力量过剩,君王就会穷兵黩武,侵略扩张,同样会导致王朝的覆灭。所以,王朝必须将自己的国家状态控制在上述尺度之内,或者虽未达标,却有发展的可能。新王朝建立之初,就是这种状态。因此一个新王朝只要政策和决策不出偏差(出偏差者则如晋、隋),就总能维持一段时间。如能逐渐达标,便是治世;等到正好达标并略有超出时,便是盛世了。而后,则是盛极而衰,除非它能对自己的发展进行控制。

  这看起来简单,其实很难。首先,它要求社会安定,要求风调雨顺,还要求环境相对封闭,没有外部的冲击和gān扰,才能达到上述条件的下限,即疆域不至于太小,人口不至于太少,经济水平也不至于太低。但这岂能担保,又岂能事事天遂人愿?因此只要有风chuī草动(自然灾害或者外敌人侵),王朝就会动dàng起来。如此看来,帝国制度其实是很脆弱的。

  帝国制度的脆弱还在于,它不但经受不了天灾人祸,也经受不了繁荣富qiáng。实际上帝国制度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前提下设计出来的。按照这种设计,帝国的所谓"王道乐土"应该是这样一幅图景:人数不多不少的自耕农,分散在疆域不大不小的国土中,靠着有限的人力和畜力,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维持温饱,并向国家缴纳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赋税。赋税之所以不必超过百分之十,是因为理想中的帝国规模不大,要求也不高,可以低成本运行;而百分之十的赋税之所以必须,则是因为这些分散的、弱小的、微不足道的自耕农无力自保,只能由帝国的国家力量来保护他们,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

  可见,帝国制度的合理性,是以普遍的贫穷落后为前提的。正因为普遍贫穷落后,这才不但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且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实体或权力象征。一旦富裕起来(不贫穷),qiáng盛起来(不落后),或贫富拉开差距(贫穷落后不普遍),王朝发展成超级大帝国(突破规模),麻烦也就接踵而至。

  首先是人口的增长。中国古代没有计划生育的政策,也不知计划生育为何物,反倒以多子多孙为福。因此只要天下太平,人口就会增加;如果承平日久,人口就会猛增。这就要相应增加管理的人员和机构,而官员和衙门的增加却并不和人口的增长成比例。因为帝国的所谓管理,主要是防止民变,所以人口稠密时的管理成本要较人烟稀少时为高。何况牧民之官增加了,牧官之官也要增加。牧官之官增加了,配套机构也要增加。其实,不要说民间人口的增长,单是皇族的膨胀就让朝廷焦头烂额。这些凤子龙孙们要封,要赏,要安排职位,要建立府衙,要配备服务人员,还要拉帮结派,无事生非。这些都要增加管理的成本和人数,更何况官僚集团还有一个自身膨胀的问题。结果,人口如果成算术级数增长,官员和官僚机构的增加就会成几何级数。如果人口成几何级数增加,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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