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终结_易中天 【完结】(53)

2019-03-10  作者|标签:易中天

  事实上正如前面所言,清王朝的民族和民生都不是问题,至少不是大问题。真正成问题的,是民权。我们知道,不讲民权,是帝国制度之根本,也是帝国制度之通则。历代王朝之败,也均不在民权,而在民族(如元)或民生(如秦、汉、隋、唐),要不然就在军事(如宋)或政治(如晋)。清的情况却不同。借用柳宗元的话说,清之亡有如周之亡,其失在于制(制度),不在于政(政治、政策、行政)。也就是说,清之败,不是王朝之败(一个王朝战胜另一个王朝),而是制度之败(一种制度战胜另一种制度),也是cháo流之败。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世界cháo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到了民权,便没有办法可以反抗。"(《 孙中山选集》 第706 页)于是,不讲民权的政权便败给了讲民权的国家,尽管它在镇压国内反抗力量(如太平天国)时还是有招架之功的。

  这个打击对于大清王朝来说实在是太大了。它不但没有还手之力,而且没有自救之路。因为大清王朝是与帝国制度同生死共命运的,根本就俱为一体。帝国制度是其里,大清王朝是其表。帝国制度如不该亡,则大清不亡。大清既亡,帝国制度也就必死无疑了。

  清之败既然在于制度,则救亡之路便唯在改制,即变专政为宪政。对此,无论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还是以孙中山、宋教仁为代表"革命派", 均观点一致,并无分歧。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所谓"改制",是应该通过维新来实现,还是应该通过革命来进行;改制以后的国家,是应该实行君宪(君主立宪),还是应该走向共和(推翻帝制)。康、梁是主张君宪的,这就甚至与朝中比较开明或明智的当权派不乏相通之处,只不过后者更倾向于"实君共和",而不是康、梁主张的"虚君共和"。于是有1898 年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有1906 年的"预备立宪"和1908 年的"承诺立宪"。而且,自1898 年6 月11 日至9 月21 日,短短103 天内,朝廷频繁颁诏三十多道,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领域全面推行改革,决心不可谓不大。

  然而,尽管改革是大势所趋,救亡是国人共识,但对于救什么,却有不同的理解。爱国志士要救的是国家之亡、民族之亡,大清朝廷要救的却是政权之亡、皇室之亡。因此,当改革危及其自身利益时,当权者没有片刻犹豫就把自己从改革派变成了顽固派。

  改革失败了,六君子洒血街头,立宪派如鸟shòu散。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尽管集权不等于专制,专制不等于独裁,但帝国制度发展到明清已是专制制度,这两个王朝也都是专制政权。对于专制制度和专制政权而言,实行宪政无异于自杀,康、梁们的努力便注定是徒劳。尽管在"庚子之变"的刺激下,改革和变法又旧话重提,但已风光不再,机会不再。戊戍变法的出尔反尔,辛丑条约的丧权rǔ国,已使清廷的威望丧失殆尽。人们对这个王朝不再抱有希望,各种试图取而代之的力量在暗中集结,跃跃欲试。帮派、会党、商界、社团,各怀主张当仁不让;尾大不掉的封疆大吏们则心怀鬼胎,见风使舵,"藉人民之后援以抵制中央"。他们甚至站在民众一边与朝廷对抗(比如1909 年爆发的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活动,就受到地方督抚的默许和支持)。就连帝国派出的公费留学生,不少也变成了帝国的掘墓人,积极参加革命组织,宣传革命主张。朝廷勉qiáng做出的改革姿态,显然已不能满足民意。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相继去世,也使原本只有一线生机的变法维新事业雪上加霜。光绪是改革派,慈禧是女qiáng人;前者有开明形象(有号召力),后者有丰富经验(有威慑力),因此尚能维持,甚至给人指望。接手的两个人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隆裕是典型的妇道人家,懦弱无能,毫无主见;载沣是地道的平庸之辈,倒行逆施,鼠目寸光(比如竟gān1911 年5 月抛出极其不得人心的"皇族内阁")。更可笑的是,面对不可抗拒的历史cháo流,他们竟采取能拖就拖的无赖政策,以为只要拖延抵赖,就能蒙混过关。拖到1908 年,面对如火如荼的立宪运动,才勉qiáng承诺1917 年正式立宪,居然还想再拖九年。他们不知道,历史其实是有大限的。大限一到,机会全无。1911 年10 月10 日,来不及等到清廷兑现其立宪的诺言,革命就爆发了。爱新觉罗家族失去了最后一次救国也自救的机会--如果"君宪"成功,他们至少还能保住一个大清帝国的国号,以及一个徒有虚名的皇帝称号。

  说起这段历史,人们常常扼腕叹息于维新党人的书生意气,光绪皇帝的软弱无能,愤愤不平于保守势力的冥顽不化,慈禧太后的独断专行。其实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大清王朝赖以存在的那种集权、专制、独裁的制度,与共和、民主、宪政是格格不入的。它的变革,实属无奈,也无法从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中找到可资借鉴的经验。我们知道,任何变革,都只能在历史传统和现存条件下进行。脱离传统和现实的移植,势必水土不服,难以成活,清末民初便是如此。可以说,正是这一传统的阙如,以及两种制度、文化、传统的格格不入,不但使维新变法胎死腹中,而且使共和的历程一波三折,一误再误。

  第六章 共和之路 三 错失良机

  公元1911 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在内外jiāo困中灭亡了。随同它一起被埋葬的,还有整个帝国制度。这一次,在治乱循环中折腾了二千多年的中国人,已不愿意重蹈改朝换代、成王败寇的覆辙,他们决心进行一次真正的革命--革制度的命。

  帝国的历史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民国。

  民国其实就是共和国。民国或共和国,译成英文,都是RePublic 。因此,民国的灵魂是共和。民国时期"反复辟"斗争的口号,也是"保卫共和"。这可谓当时许多jīng英人物的共识,即拥护民国,必赞成共和。然而,刚刚走出帝国时代的中国人,却并不当真知道共和为何物。袁世凯是不知道的。他即便不公然称帝,骨子里想当的也是皇帝,也会把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当作皇帝来当。在他看来,所谓"革命",只不过是为他提供了一次"禅让"的机会,让他得以由人臣而天子,huáng袍加身,君临天下。共和云云,则不过是他龙袍上另一种纹样的图案而已。也就是说,他要学的是司马炎和赵匡胤,不是华盛顿。

  孙中山也未必十分清楚,他原本也是主张在体制内进行改革的。为此,他曾于1894 年上书两广总督李鸿章,请求变法。只是在诸如此类的努力失败之后,他才意识到"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 1897 年孙中山与《 伦敦蒙难记》 俄译者的谈话),这才转而革命。可惜,孙中山虽然竭力主张推翻帝制,建设民国,但他对共和的理解也仍有局限。比如"兴中会"誓词中"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云云,便与共和jīng神相左,也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相悖。共和的要义之一,是各地区与各民族自由平等的和平联合。合众政府当中,理所当然地应有满族的一席地位,岂能"驱逐鞑虏"?可见也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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