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马上回答：我明白了。
魏徵趁机说：愿陛下成全魏徵，做良臣不做忠臣。
太宗很惊异。
他问：忠与良，有区别吗？
魏徵说：当然。忠臣是只管提意见，不考虑对方能不能接受，结果自己丢了性命，人君也背上恶名，并不可取。正确的做法，是让君主成为明君，自己成为良臣。
太宗说：很好！
接着他又问：怎样才能成为明君？
魏徵答：偏听则暗，兼听则明。[37]
太宗点头称是，于是两人一起努力。魏徵的原则是：所有的批评和建议都出于公心。技巧和智慧则是：所有正确的决定都归功于皇帝，包括贞观年间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和政治局面。他曾当众回答太宗的表扬说：臣等畅所欲言，全由陛下引导。否则，魏徵又岂敢屡犯龙鳞？[38]
这不是拍马屁，反倒实事求是。
毕竟，在皇权时代，帝王才是决定性因素。
但即便如此，魏徵也差点就掉脑袋。有一天，唐太宗下朝回宫，气呼呼地对长孙皇后说：魏徵这家伙老是当面给朕难看，总有一天朕要杀了这乡巴佬。
皇后听了一言不发，换了朝服向太宗礼拜。
太宗大吃一惊，问：皇后这是gān什么？
长孙皇后回答：臣妾听说，主明则臣直。如今魏徵这样耿直，岂非因为陛下是明君，臣妾又岂敢不贺？
这件事当然未必属实。但长孙皇后在他们两人之间曾经起着调和作用，是事实。太宗耿耿于怀，魏徵担着风险，也是事实。于是我们要问：魏徵这样置生死于度外，除了报答唐太宗的知遇之恩，还要gān什么？[39]
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魏徵的抱负又是什么？
建立理想的君主政治，它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承认人民是君主存在的前提和理由。用唐太宗的话来说，就是“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因此，可以“以一人治天下”，不能“以天下奉一人”。[40]
其次，qiáng调君主必须有道德，尤其要尊重民众的生命权和生存权。同样用太宗的话说，就是“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损害人民利益满足个人欲望，那是自杀政策。[41]
第三，主张君臣一体，共治天下。唐太宗说，没有人真能日理万机。而且就算能，也不能保证不犯错误。如果所有的决定都出自一人，那么，只要一天犯一个错误，十天就是十个。日积月累，不亡国又更待何时？[42]
所以，只有君臣同心，天下才可望有治。
民为邦本，君道有德，共治天下，这就叫“理想的君主政治”，是魏徵和太宗的共同追求。
实际上，这也是当时的最佳选择，甚至是唯一选择。在我们这样一个古老而又早熟的农业民族中，以及在这片广袤而又开阔的农耕土地上，不可能自发地产生民主政治，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我们只能选择君主制，并从“三级分权”的邦国制（封建制）走向“中央集权”的帝国制。
在此前提下，开明专制便是理想。
但这绝不能寄希望于某个开明的君主。君主的个人魅力和道德品质都是不可靠的，人治也从来就不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主旋律。个人政治的特点是人亡政息，根本不能保证长治久安。因此它只适用于动乱时代（如三国）和雄主时期（如汉武帝），承平之世却只能靠制度。
◎唐户部记账一览表
年代 州府数 县数 乡数 户数 口数 出处
武德年间 200余万 《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
贞观年间 不满300 万 《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
贞观十三年大簿 358 1，551 《初学记》卷8，《总叙州郡》
永徽元年 3，800，000 《资治通鉴》卷199，《通典》卷84
神龙元年记账 6，156，141 37，140，000 《资治通鉴》卷208，《唐会要》卷84
开元十四年记账 7，069，565 41，419，712 《资治通鉴》卷213，《唐会要》卷84
开元二十年户部计 7，861，236 45，431，265 《旧唐书》卷8，《资治通鉴》卷213
开元二十二年记账 315 8，018，710 46，285，161 《唐六典》卷3
开元二十八年记账 328 1，573 8，412，871 48，143，609 《资治通鉴》卷214，《新唐书》卷37
天宝元年记账 362 1，528 16，829 8，525，763 48，909，800 《旧唐书》卷9
天宝元年 8，348，395 45，311，272 《册府元guī》卷486，《通典》卷7
唐太宗吸取隋亡教训，在国内厉行节约，百姓休养生息，社会秩序稳定，唐的经济和人口逐步增长。
站在这个立场，我们就得重新评价贞观之治。
事实上，贞观之治是典型的人治，它的成功主要由于太宗和魏徵。如果魏徵遇到的是隋炀帝，早就人头落地；如果太宗身边都是封德彝，也难免重蹈覆辙。玄武门之变前，封德彝向李世民大表忠心，却又暗中充当李建成的鹰犬。这事直到他死后才bào露出来，让唐太宗大吃一惊。[43]
人，又怎么靠得住？
太宗自己也靠不住。贞观初年，他确实谦虚谨慎。到了中期，就开始骄傲自满。就连他表扬和推崇魏徵，也未尝没有自鸣得意的成分。贞观十二年（638）三月，唐太宗在五品以上官员的宴会上将佩刀赐给魏徵，然后又问了一句话：朕这些年的政务跟以前相比，怎么样啊？
显然，他是想听到chuī捧。[44]
魏徵却说：威德所加今非昔比，人心所向今不如昔。
唐太宗目瞪口呆。
他说：怎么会呢？
魏徵回答：贞观初年，陛下唯恐听不到忠言，总是千方百计地引导，兴高采烈地听从。现在虽然也能听取意见，却总是勉勉qiángqiáng，面有难色，当然比不上从前了。
唐太宗怅然若失：人真是难得自知之明啊！[45]
难怪魏徵去世后，唐太宗会这么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撒手人寰，朕失去一面镜子了。[46]
但，这样的镜子，岂非可遇不可求？
因此，靠得住的还是制度。
事实上，隋唐正是一个制度创新的时代。这一创新始于开皇年间，成于贞观之治，是几代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丰富内容，是我们马上就要讲到的。
现在则不妨先做小结：壮丽辉煌的隋唐，是许多人共同缔造的。隋炀帝打通了南北，唐太宗融合了胡汉，魏徵等人建立了新政治，他们一起创造了新文明。这个新文明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官僚政治，混血王朝，世界帝国。
那就让我们一一道来。
第三章
官僚政治
大背景
在不少人心目中，中华史其实是从唐宋开始的。因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不是chūn秋战国，也不是秦汉魏晋，更不是五胡十六国，而是唐宋元明清。这五个朝代构成了一种历史的整体感，浑然一体到不假思索便能脱口而出。[1]
那么，这种整体感又从何而来？
三省六部和科举制度。
科举和三省六部，都是隋唐的制度创新，也是本章的主要内容。大体上说，三省六部是中央政府的组织制度，科举则是帝国官员的选拔制度。其中，科举制和六部制一直延续到晚清，持续时间占据了中华帝国史的六成以上。唐宋元明清之所以一气呵成，就因为有这两条线索贯穿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