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宗教显示了极大的存在感。尤其是佛教，更为日本人所热衷。小野妹子就明确表示，他们此行就因为听闻中华“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才郑重其事地前来学习。[22]
其实，兴盛于唐代的外来宗教又岂止佛家，至少还有祆教（祆读如掀，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又名拜火教）、景教（Nestorian Church，即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和摩尼教，甚至还有伊斯兰教。他们在唐都和一线城市都建有寺庙并招募信徒，大唐政府则不但给予保护，还授予其教长以官职，或享受同等级别官员待遇。[23]
显然，这是一种世界性的开放。隋唐的世界性文明，也可以说是各国人民共同创造的。
但，文明的中心却在长安。
国际化都市
唐代长安是世界的首都。
同样配得上这一称号的，大约只有古代的罗马城。然而长安却不像西欧许多城市那样以公共广场为中心，放she状地铺开道路。总面积七倍于罗马城的长安是方方正正的。这座由鲜卑族天才发明家宇文恺规划设计，后来经唐人不断修建扩充的城市，典型地表现着中华帝都的气派和威严。
那就让我们走进长安。
长安城北面的正中是属于皇家的宫城，其中包括皇帝的太极宫、太子的东宫、宫女的掖庭宫，以及相当于宫廷办公厅的内侍省。宫城之南是皇城，有太庙和社稷坛，以及中央政府各高级衙署，比如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
这是帝国的政治中心。
构成帝国政治中心的宫城和皇城面积差不太多，东西两侧对齐，都是规整的长方形。皇城北面没有墙，两城以一条宽三百步的横街相隔，街北是宫城的南门承天门。每逢重大节日，朝廷便会在这里举行盛典，接见外国使团和少数民族豪酋也在此处，相当于现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从宫城的南门承天门出发，中经皇城南门朱雀门，再到长安南门明德门，是一条笔直的大道，叫朱雀大街，也叫作天街。天街宽150米，两边设有人行道和排水沟，还栽种着整齐漂亮的柳树。以此为中轴线，长安城表现出东西对称的格局，东边万年县，西边长安县，都属于京兆府。
天街两边各有五条南北走向的道路，与十四条东西走向的街道纵横jiāo错，将宫城和皇城以外的城区分隔为一百一十一个格子。除东市和西市外，其余的方格子都是居民区，东边五十四个，西边五十五个，叫作坊。
坊的独立性和封闭性很qiáng。它们都有围墙和坊门，大坊四个，小坊两个，由坊正负责，清晨开门傍晚关闭。各坊之间的南北距离均在40米左右，坊内则有街道和小巷通往各家各户。规模如此之大的坊居然星罗棋布于长安城，是很让人惊讶的。但考虑到当时全城总面积大到84平方公里，是现存西安老城的九倍，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拥挤。[24]
这可真是“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25]
洛阳城的格局大同小异，也是许多方格子的集合体，只不过宫城和皇城偏于西北一角，街道和坊也不如长安多。两相比较，长安显然更像帝都。
如此规划，用心何在？
意图在长安那里看得更为明显：皇帝坐北朝南，通过中央政府君临天下。士农工商等子民，则众星捧月般围绕在领袖和最高权力的周边，有如天上的星星参北斗。统一的规划和布局，则意味着统一的国家要有统一的意志和管理。中央集权大帝国的政治理念，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一目了然。
这种规划甚至也体现着混血王朝的风格。那棋盘般的格局让人想起西周的井田制，一个个自成系统的坊又让人联想到胡人的部落。我们不能肯定宇文恺是不是这样想的，但如果当真，那可就是将井田和部落城市化了。[26]
无疑，这需要才华横溢，也需要气度恢宏。
才华属于宇文恺，气度则属于李世民。他在政权尚待稳固的贞观初年就让投降的突厥入住长安近万户，可不是只看城市容量就能够作出的决定。以后的皇帝财大气粗，就更不在乎。据统计，盛唐时期鸿胪寺的国宾馆里竟然住了几十个国家和民族的使节或代表，有的一住就是几十年，使命完成了也不回国，所有的开销都由鸿胪寺大包大揽。
呵呵，有钱就是任性。
但是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吃不消了。于是宰相李泌（读如必）下令停止供应，使节们则一状告到了政府。敢作敢为的李泌却不吃那一套，他把这些人召集起来训斥说：天底下哪有你们这样的外jiāo官？要么取道回纥或者海路回国，想留下来就得为大唐效劳，gān活领俸禄。你们看着办吧！
没有一个人愿意走，李泌便把他们编入神策军。结果是皇家添了壮丁，鸿胪寺则每年省下五十万招待费。
拍手叫好的，还有东西两市的商人。[27]
东西两市是长安的商业区。大体上说，东市是国内贸易中心，西市是国际贸易中心。从奇珍异宝到针头线脑，一应商品不是买于东市，就是买于西市。久而久之，购物就变成了“买东西”。也许“东西”就是这个意思——从东西两市买来的就是东西，否则就不是东西。
但，使节和代表被收编，商贩们为什么高兴？
因为这些“外宾”常常打白条，店铺老板碍于“外jiāo关系”又不便催要。其实使节和代表们赊账，是由于国家财政吃紧，鸿胪寺的补贴不能按时发放。大唐拖欠外宾，外宾就拖欠店铺，店铺却不能拖欠国家，岂能不叫苦连天？
不过，这只是动乱之后的乱象，盛唐时的长安可是风花雪月一片繁华。有个故事说，唐玄宗天宝九载（750），一个名叫郑六的人在逛街时邂逅一位绝色美女，两人一见钟情坠入爱河，共度良宵。直到第二天早晨，他在坊门跟卖饼的胡人说起，才知道自己爱上的是狐狸jīng。[28]
这位美丽善良的狐狸jīng，是胡姬的艺术形象吧？
其实，有狐狸jīng的又岂止长安，其他许多城邑也是国际化的都市，比如洛阳，比如扬州，还有河西走廊的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肃州（酒泉）、沙州（敦煌）。在那些西北的城市中，佛法是伴随着驼铃，用印度语、波斯语、粟特语、突厥语和吐蕃语，由不同民族广为传播的。
最典型的还是广州。
广州从孙权的时代开始就是我国重要的通商口岸，到唐代更是胡商云集。仅鉴真法师所见，就有波斯、印度、斯里兰卡和南海、东南亚各国商船。萨珊王朝灭亡后，阿拉伯人就更多。不过，阿拉伯船只仍然被叫做波斯舶，印度洋通用的也是波斯语，正如陆路通用粟特语。[29]
各国的船只，停满了广州港。
大唐给予的则是尊重、保护和优惠政策。胡商们单独居住在蕃坊之中，通过蕃坊的负责人来接受官府管理。他们被允许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甚至被授予一定的自治权，以便裁决内部的纠纷。于是，就连建筑风格也都是阿拉伯的。南国风光再加异国情调，真是分外妖娆。
唐太宗“爱之如一”的主张得到了充分体现，客居广州的侨民则把大唐看作了自己的国家。因此，当huáng巢的军队打进来时，他们很自然地就站在了广州保卫战的第一线。结果是十二万侨民被杀，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