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可惜，历史从来就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我们也只能管杨广叫隋炀帝。问题在于，他真有那么不堪吗？
未必。有一位历史学家说得好：秦始皇做过的事，隋炀帝多半也做了，却没有焚书坑儒；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多半也做了，却没有开凿运河。那么，凭什么秦始皇和唐太宗是千古一帝，隋炀帝就只能遗臭万年？[5]
这很不公平。
如果连累到隋的意义也被低估，就更不公平。
没错，隋是短暂的。短短三十八年，相对于三千七百年的中华文明史和两千一百多年的中华帝国史，可谓弹指一挥间。然而，这个短命王朝完成的工作量，却相当于其他朝代的数倍；它留下的物质遗产、文化遗产和政治遗产，比如大运河、科举制和三省六部制，则直到明清两代都让人受用无穷。这样的王朝，难道可以小看？[6]
更何况，正如汉帝国不过是秦政治的遗嘱执行人，隋王朝也是唐文明的历史开创者。没有前面的秦，就不会有后面的汉；没有前面的隋，也没有后面的唐。事实上，唐太宗是跟在隋炀帝后面亦步亦趋的。他不但以隋为鉴，更是以隋为师，而且并不仅仅只是将其当作反面教员。[7]
隋，可谓时间短暂，内容丰富。它是短命的，也是不朽的。西晋才叫作昙花一现。真正有意义的是东晋，可惜却只有半壁江山，不是统一的大帝国。[8]
能够比较的，是秦。
隋与秦堪称难兄难弟——都开创了统一的局面，也都是二世而亡，还都是前有长时间的动dàng和战乱（chūn秋战国五百年，汉末魏晋南北朝四百年），后有qiáng大兴盛的世界大帝国（汉四百多年，唐接近三百年），而且后面两个统一王朝都曾经断裂，汉有新莽，唐有武周，可谓惊人地相似。
这恐怕不是巧合。
当然不是。事实上，正如隋唐与秦汉颇为相似，明清与宋元也极为相同，即都是前面一个汉族王朝，后面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存活的时间则大体相当：宋三百年出头，元一百年左右，明二百七十六年，清二百六十七年。明和清的时间几乎一样，而且都只比唐略短一点。[9]
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区别显著。
因此，如果以朱全忠灭唐为界，中华帝国的历史便可以分为上下两段。上半段一千一百二十八年，下半段一千零四年，两段的时间差不多，堪称上下两千年。
两千年表现为两种趋势。大体上说，上半段是先进行制度创新（秦和隋），然后变成世界帝国（汉和唐）；下半段则是先进行制度改革（宋和明），走向糜烂之后再由少数民族政权（元和清）来输血和救场。也就是说，上半段是上坡路，下半段是下坡路，鼎盛与辉煌是在唐宋。
唐宋是巅峰，也是分水岭。
分野是明显的：前开放后收敛，前上升后下滑，前动dàng后稳定，元与明甚至实现了无缝对接。然而宋元与明清的区别也很明显：宋元延续了秦汉以来的宰相制度和隋唐以来的分权制度，明清两代却是“有政府无宰相”，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皇帝。皇帝大权独揽乾纲独断，一人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结果是明专制，清独裁，最后走向崩溃。
辛亥革命，也不是偶然的。
显然，宋元与明清不能混为一谈，秦汉与隋唐就更不能。所以，上下两千年也可一分为四：第一帝国秦汉，四百四十一年；第二帝国隋唐，三百二十六年；第三帝国宋元，四百一十六年；第四帝国明清，五百四十三年。此外还有三百六十九年无法归类，只能“计划单列”。[10]
这三百六十九年，就是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持续时间之长超过两汉以外任何朝代，统一时间之短相当于秦，政治制度和文化特质既不同于秦汉也不同于隋唐，社会形态和历史意义则接近于chūn秋战国。也就是说，魏晋南北朝跟chūn秋战国一样，是在为新制度和新时代做准备。[11]
难怪隋会跟秦一样短命了，因为他们都是探索者和排头兵。前làng是只能死在沙滩上的，隋炀帝则不过是被送上祭坛的牺牲品，尽管他远非秦二世或陈叔宝可比。
实际上，由于隋既是南北朝的终结者，又是唐文明的先驱者，担负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使命，因此难免表现出矛盾和分裂。结果，不但文帝和炀帝判若两朝，炀帝的前期和后期也判若两人。这就让史家和公众纠结：只看见后期的恨不能鞭尸三百，只看到前期的则力主翻案。[12]
不过这并不重要。杨广是该被称为炀皇帝，还是该被称为明皇帝，其实毫不关我们的痛痒。重要的是通过他对第二帝国进行反思，从而更好地审视我们的命运和选择。
但这一切，又都得从炀帝之死说起。
血案与疑团
隋炀帝是在江都被杀的。
江都即今江苏省扬州市，远在长安的千里之外，当然不是隋帝国的首都，甚至就连陪都也算不上。隋的陪都其实是洛阳。洛阳和江都，都是隋炀帝的最爱。他即位之后就立即下令营建洛阳，运河开通后又三下扬州，被杀之前竟在江都住了一年半以上，便都是证明。[13]
但，炀帝喜欢江都，不等于骁果也喜欢。
骁果就是御林军，意为骁勇果毅。作为保卫皇帝的jīng锐部队，他们配置jīng良，个个头戴金盔，臂刺血鹰，骑着汗血马，身qiáng力壮武功非凡，却对江都没有兴趣。原因也很简单：这些汉子都是关中人。来扬州玩玩可以，老死江都，不gān。
隋炀帝却不打算回到西北。
不回去也不完全是喜欢江南，实际上是回不去。大业十二年隋炀帝离开洛阳前往江都时，他的事业就已经从巅峰跌入了低谷。征高句丽民怨沸腾，巡突厥则差点被俘，炀帝却不思悔改继续一意孤行，结果是从贵族到农民全都跟他反目为仇。这位刚愎自用的皇帝，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到炀帝被杀那年，天下大势对杨广已十分不利：长城内外烽烟四起，大河上下叛军遍野，就连帝国的首都长安也被唐公李渊占领，并另立隋帝，改元义宁。这个时候，炀帝就算回到西北又能如何？难道真去表哥李渊和孙子杨侑（读如又）那里做什么“太上皇”不成？
也只能赖在扬州，甚至往南京和杭州跑。
于是骁果人心浮动。
其实，思乡心切的御林军一开始并无意造反。他们的打算是开小差，约定日期集体逃亡。毕竟，隋炀帝平时待他们不薄。他甚至采纳谋臣的建议，为这支部队在江都就地解决了性生活问题。因此，如果不是由于炀帝身边出了吃里扒外的白眼láng，事情的结果也许就会两样。[14]
白眼láng是三兄弟。
三兄弟分别叫化及、智及和士及，是许国公宇文述的宝贝儿子。作为鲜卑贵族、关陇豪门和开国元勋，以及夺嫡斗争中的杨广死党，宇文述深受炀帝信任。于是这三兄弟便在老爹去世后弹冠相庆飞huáng腾达，尽管他们原本是无恶不作的纨绔子弟，其中两个还犯有死罪。但，宇文述临终前的含泪哀求，让隋炀帝的心软了下来。[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