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天命则居中国，居中国则治天下，有问题吗？
有。
偷天换日
不可否认，周人这套理论，确实逻辑严密、条理清晰、简单明了，因此说起来振振有词，听起来头头是道。但要质疑，也不难。
质疑几乎是必然的。
是的，就算“革命有理，天命无常”，改朝换代也理所当然，但为什么是你们周人来革呢？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难道也算理由？难道其他部落国家“其命皆旧”？再说了，商人毕竟是有玄鸟来授权的，周有吗？没有。他们的始祖弃，是因为老祖母姜嫄踩到一个巨大的脚印，怀孕生下来的。那么，这个巨人是谁？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泰坦族，还是远古时代的姚明？恐怕只有天知道。这就比“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差远了，弄不好还只能证明他是私生子。
显然，只说皇天上帝改了主意是不够的，说文王就在上帝旁边也是没人信的。[12]必须证明世界非变不可，而且确实换对了人。
这个要求非常合理。
事实上，周人最终证明了自己，但这需要时间和过程。包括前面说的那一整套理论，都既不是周公一人提出，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建国之初，他们需要一个既能安身立命又能左右逢源的方案。因为周人既要延续殷商代表的“中国传统”，又要与之“划清界限”。
延续传统的办法是“居中国”，划清界限就只能考虑“受天命”。那么，同样是获得神圣授权的“合法政权”，周与商有什么不同？
商王是“神之子”，周王是“天之子”。
的确，商和周都讲“天”，但态度不同。周人对天是崇敬和感激的，《周易》的人生观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qiáng不息”。商人则是仇恨和揶揄的。他们甚至有一种仪式或游戏，就是用皮口袋盛血，高高挂起再一箭she穿，叫“she天”。传说中的“刑天”，说不定就是被商人残害的天神。[13]
商和周也都有“上帝”，但含义不同。商人的上帝，似乎就是他们的祖宗帝喾。他们对“帝”的理解，也只是取其“缔造者”的本义。只不过，因为祖宗已经宾天，所以是“上帝”，即天上的帝。现任商王则是“下帝”，即人间的帝。这样的上帝当然偏心眼，只保佑商人，甚至只保佑商王。殷商成为顽劣的儿童，最后众叛亲离，这恐怕是原因之一。
周人的上帝则是自然界，即笼罩四野的天。天，高高在上，默默无言，但明察秋毫，dòng悉一切。谁好谁坏，天都看得一清二楚，这才有天命和革命，授权和收权。更重要的是，天是“万民之神”，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天下人都是天的子民。“天”来为人民选择君主，不是比“帝”选得好吗？
答案几乎是肯定的。
那好，周天子就是“万民之神”选出的“万民之主”。他岂止有资格“居中国”，简直就该做“世界王”。
这可真是“偷天换日”！
是的，偷来天下共有的“天”，替换殷商专享的“日”。
没人知道这是周人的“老谋深算”，还是他们的“灵机一动”，也许既有谋划又有灵感吧！毕竟，忧心忡忡的他们少年老成，是“早熟的儿童”。只不过这样一来，从国家制度、社会制度到文化制度，也都要革故鼎新。
新制度取代旧制度，新文化取代旧文化，势在必行。[14]
跟随太阳神鸟从东方进入中原的殷商民族，当然想不到这一天。就连来自西方的周人也不会想到，他们跟着旧世界的太阳走，却走出了一片新世界。
这一回，太阳真的要从西边出来了。
殷商靠神权，周就以人为本；
殷商靠刑罚，周就以德治国。
周公制礼作乐，敲响了中华文明的定音鼓。
第二章
定音鼓
西边的太阳升起来
太阳从西边升起，并不稀奇。周之前，炎帝就是从西边来的，而且是“太阳神”。周之后，秦人也从西边来，而且做“始皇帝”。从周到唐，“中国”一直在西边，“太阳”也都是由西往东移。这才有西周、东周，西汉、东汉，西晋、东晋。但无一例外，西在前，东在后。
唐以后，则是南北移动。宋虽然定都开封，却有四个京府：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商丘）、北京大名府。南宋则有陪都杭州临安府，可见“中国”也可以南移。直到元明清，才“坐北朝南”，不再移动。朱元璋的定都南京，只算小插曲。
显然，这里说的“中国”完全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政治概念和文化概念，并且主要是文化概念。因为只有延续中华文化的政权，才有资格自居“中国”，不管在西边还是东边，南方还是北方。如果是外族入主，则一要“天下一统”，二要“变夷为夏”，否则是没人认账的。
这种观念，是周的文化遗产。
的确，中华文明的底色和基调，是周人奠定的。周以前，从三皇五帝到夏，都是摸索；商，则是我们民族少年时代的顽皮和撒野。周以后就成熟了，也变得沉稳。国家制度，辛亥革命前只变了一次，时间在战国到秦汉。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则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明清，这就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和“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礼乐制度”。正是它们，决定了中华民族的jīng神气质。
周，是中华文明的“定音鼓”。
周人，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周制度和周文化却又是一个特例。
美索不达米亚就不说了，乱。印度和希腊也不说了。武王伐纣前，达罗毗荼人创造的“印度河文明”，米诺斯人创造的“克里特文明”，阿卡亚人创造的“迈锡尼文明”，都已经先后陨落。印度河文明陨落后，还留下了几百年的空白。此刻，印度是雅利安人的“吠陀时代”，希腊是多利亚人的“荷马时代”，都相当于中国的“尧舜时代”。
可比的是埃及。
埃及简直就是另一个殷商。国王都是“神的儿子”，而且那神还都是鸟，只不过埃及的是鹰（荷鲁斯），殷商的是燕子（玄鸟）。然而埃及神权政治的年头，却比殷商长得多。从他们建立第一王朝，到沦为波斯帝国的行省，有两千五六百年。当然，其间多有改朝换代，甚至还有利比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的王朝。王朝的最高保护神也换届，荷鲁斯、拉、阿蒙、阿吞（阿顿），轮流坐庄，但都是太阳神，也不能没有太阳神。
实际上，君权神授是君主制的通例。比如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就自称“天神的后裔”；阿卡德国王，则gān脆称自己就是神。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君主，也要教皇加冕。唯独周人说是“天授”，岂非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