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官史却讳莫如深。
吞吞吐吐，当然是有太多的不可告人。实际上此案的背景相当复杂，甚至可以追溯到另外两个人的死亡。这两个人，就是皇太子拓跋晃和司徒崔浩。
拓跋晃是在太武帝被害前八个月神秘去世的，死因据说是得了抑郁症。官方史书称，当时太武帝听信宦官宗爱的谗言，震怒之下诛杀了太子身边的诸多属官。拓跋晃惊恐万状，竟在惶惶不安和有苦难言之中忧愤而死。
太武帝则很快就发现拓跋晃受了委屈，追悔莫及的他开始怀念儿子。现在轮到宗爱心惊胆战了。为了保命，这个小人便铤而走险谋杀了皇帝。[18]
这就是所谓正史的说法。
可惜这并不能自圆其说。以拓跋焘之英武果敢，如果发现太子是被宗爱诬陷，岂能让这家伙活到变成凶手那天？因此南朝方面对北魏公布的说法表示存疑，民间的小道消息更是不胫而走，吵得沸沸扬扬。
怀疑是有道理的。事实上太子死前半年，拓跋焘正在南征。志在必得的他势如破竹，军进瓜步（在今江苏六合），饮马长江，还在那里建起了行宫。然而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拓跋焘却突然撤军。这就让严阵以待的刘宋大惑不解，并认为拓跋焘一定是后院失火。
于是南方传言：魏太子拓跋晃谋反。
谋反的说法细节丰富言之凿凿。据说，当时拓跋焘得到情报，留守平城的太子图谋不轨。因此，他便在大宴群臣后立即撤兵，并在回国途中派人送信到平城，谎称皇帝已经驾崩。太子不知是计，匆匆赶来迎丧，结果在空空如也的灵柩前被捕，并被关进铁笼秘密处决。[19]
这个说法由于缺乏证据而不被《资治通鉴》采信，事实上它也疑点甚多。我们知道，皇太子拓跋晃到鲁口（今河北饶阳）迎驾是在二月二十日，官方宣布的死亡时间则是六月五日。当中这么长的时间都gān什么去了？皇太子三四个月不露面，难道竟然无人置疑？
拓跋焘的态度也很怪异。如果太子谋反属实，他就应该庆幸，宗爱也不必紧张。就算谋反是冤案，也没有宗爱什么事，除非假情报是他发出的。但同样，他也早就该因为欺君之罪而被怒不可遏的太武帝碎尸万段。
然而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北魏宫廷只是匆忙埋葬了那位死得不明不白的太子，后来还追认他为皇帝。太武帝拓跋焘则既没有追究谎报军情的责任，也没有追查可能存在的谋反集团，只是想起儿子就泪流满面。
这哪里像是发生了谋反案？
看来事实可能是：皇帝和太子之间没有个人恩怨，也没有权力斗争，却存在政见分歧。这种分歧决定着帝国未来的走向，当然不能含糊。太武帝在东宫大开杀戒，就是为了剪除太子羽翼。区区宗爱，其实不足为道。
那么，他们的分歧又在哪里？
在宗教。
宗教是南北朝的大问题，牵涉到文化，也牵涉到政治，只能从长计议（详见本书第四章）。至于此刻的分歧，简单地说就是皇太子崇佛，太武帝灭佛。但这与信仰无关。实际上太子拓跋晃他们信佛，很大程度上在于释迦牟尼也是“胡人”，因此对佛教天然地抱有亲切感。
太武帝拓跋焘却并不认为自己是胡人。相反，他要做的是“中华皇帝”。或者说，是道教鼓chuī的救世主“太平真君”。因此，他不能接受佛教，只能尊崇道教，因为道教才是中华本土的。拓跋焘甚至用“太平真君”四个字做了自己的年号，而且正是在他统一北方之后的第二年。[20]
拓跋焘之心昭然若揭。
然而奇怪的是，崇佛的拓跋太子受到打击，反佛的汉人崔浩也不得好死。崔浩是北魏的三朝元老，辅佐过拓跋珪、拓跋嗣和拓跋焘三代皇帝，拓跋氏的江山差不多有半个是他帮着打下来的。可惜他的结局却是满门抄斩，还连累三个姻亲一并灭族，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
转折关头
崔浩是由于撰写国史而死的。
此案发生在皇太子拓跋晃死前一年，但似乎与太子并无关系，尽管恃宠而骄的崔浩从来不把这个未来的皇帝放在眼里，两人的矛盾也是连南朝都知道的公开秘密。不过崔浩也好，太子也罢，都无法决定对方的命运。掌握着他们命运前途的仍然是太武帝，也只能是太武帝。[21]
那么，太武帝为什么要杀崔浩？
因为愤怒，因为失望，而拓跋焘对崔浩原本是寄予厚望的。在dàng平了北方诸国之后，太武帝觉得伟大的北魏已经不能再没有一部国史。于是他给崔浩下达诏书，让他领衔完成这个任务。给出的指令是：务从实录。[22]
崔浩欣然命笔。
学富五车又历仕三朝的崔浩信心满满，然而这种自信心却让他身首异处。国史完成后，头脑发热的崔浩在他人怂恿下，竟将这部得意之作刻于石碑，耗资三百万做成方圆百步的碑林，任何人都可以前往观看阅读，等于是自作主张地公开发表了未经审阅的北魏国家史。
可惜崔浩并非生活在网络时代，动用国库经费建成的碑林也不该是他的自媒体。更何况崔浩为了彰显自己的职业道德和学术良心，对某些必须“为尊者讳”的故事一概秉笔直书。这就触动了鲜卑敏感的神经。要知道，作为曾经的野蛮人，他们的祖上可是并不怎么文雅的。
投诉信雪片般地飞到了御前。
太武帝勃然大怒。他万万没有想到，崔浩竟会如此辜负圣恩。修史诏书从“我太祖道武皇帝”说起，一直说到“岂朕一人获济于此”，意思难道还不清楚吗？务从实录是不要漏掉丰功伟绩，谁让你“肆意诽谤”来着？
是可忍孰不可忍，此人不杀又该杀谁？
崔浩血溅刑场。[23]
此案常常被看作胡汉矛盾冲突的典型，其实不然。崔浩之死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国史案不过是导火索。事实上太武帝对“诽谤”一事并未深究，参与撰写此书的汉人也并非全都被杀，比如高允就幸免于难。[24]
汉人高允是这部《国书》的主笔，也是皇太子拓跋晃的老师。因此案发之后，太子便把并不知情的老师请进东宫住下。第二天带他去见皇帝时，又特地jiāo代高允：一会儿皇上问起来，我怎么说，老师就跟着怎么说。
高允问：什么事呀？
太子说：进去就知道了。
进殿以后，拓跋晃便极力为高允开脱。太子说：高允从来就小心谨慎，不敢自作主张。此番虽与崔浩同事，但崔浩专横跋扈，高允人微言轻，请皇上赦免其罪。
太武帝问高允：这部书都是崔浩写的吗？
高允回答：除了太祖那部分，都是臣与崔浩写的。不过崔浩只是总裁，著述方面臣多于浩。
太武帝大怒：高允罪过大多了，怎么能不杀？
拓跋晃忙说：天威严重，高允刚才是吓糊涂了。
太武帝问高允：真是太子说的那样吗？
高允却回答：不是的。臣以不才，谬参其事，罪该万死。太子殿下不过因为臣陪读东宫，想为臣讨一条小命罢了。皇上不问，臣不敢说。皇上垂问，臣也不敢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