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滩涂意识”则是一种“个体意识”。它qiáng调的，是个体独立人格的“不可入”和自由意志的“不可犯”。有句话说：“上海人什么衣都敢穿”，就因为在这个懂得尊重他人“隐私”（尽管不多），允许保留“私人空间”（尽管很小）的“滩”上，过多地gān预他人的私生活是“可笑”甚至“犯规”的。上海当然不乏喜欢窥测他人隐私的小市民，而且人数比任何外地都多（原因以后再说）。但即便他们，也未尝不知道这种“窥私癖”极为可鄙。所以，在外地，一个人的穿着如果“太出格”，就会遭人物议，他自己也得进行辩解，比如“这样好看”、“穿着舒服”等等，更常用的辩护词则是“别人也这样穿”。然而在上海，就大可不必。只要一句“关侬啥事体”，便可斩断一切争论，让人无话可说。（图十八）
很难简单地评说北京上海这两种活法和意识的是非优劣。一般地说，外地人都认为，与北京人jiāo朋友痛快，与上海人打jiāo道轻松。如果你能进入北京人的“圈子”，成为他们的“哥们”，就可以同他们肝胆相照，荣rǔ与共，烟酒不分家，真格的“说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不过北京人现在也开始变得滑头，真要这么着，还得上山东）。与上海人jiāo朋友却不容易。他们多半客气而不热情，礼貌而不亲切，很难掏心窝子说心里话。因为他们都会有意无意地坚守个体意识的“不可犯”和“不可入”原则。所以，上海没有“哥们”，只有“朋友”。哥们是相互依存的，朋友则是相互独立的；哥们得亲密无间，朋友则不妨情淡如水。更何况，上海人的所谓“朋友”，也未必真是什么朋友，比如暗地里磨刀霍霍准备“斩”你一记的小贩就是。
不过，就我个人的倾向而言，我更喜欢上海人的处世哲学。不错，上海人是有“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毛病”，但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家门前的雪打扫gān净了，岂非就没有什么“瓦上霜”要别人来操心？相反，如果天天操心别人的事，则自己的事就未必做得好，比如那个逢人就问“您有事 有事您说话一的小伙子便是。再说了，别人这么关心你，你岂不也得“时刻准备着一，时不时地问别人一句：一您有事 ”这么活，太累 何况，当你大包大揽地说了“有事您说话”的话时，万一事情办不成，又该怎么办 为了未雨绸缨，你就得事先“储备”一批“哥们”，还得个个有能耐，比如能一下子批六张卧铺票，而且还都是下铺什么的。
生活在上海人中间，就不会有这么多事。事实上，不少外地人都有伺感：你也许很难和上海人jiāo朋友（但并非不可能，我自己就有不少上海朋友），却不难和他们共事。上海人是比较计较，账算得很清。但这在保护了他自己利益的同时，也保证了你的权益；在维护他自己人格独立的同时，也尊重了你的独立人格。至少，和他们jiāo往时，你不必处处设防。这就轻松。你甚至不必太在意自己的形象和对方的态度。因为如果上海人对你大皱眉头，你也可以回他一句“关侬啥事体”的。更何况，在现代社会jiāo往中，“哥们”总是少数，更多的还是要面对“泛泛之jiāo”。那么，轻松一点，岂不好？
其实，困难并不在于如何评价这两种文化以及如何与两地人相处（最好的是，你在上海有合作伙伴，在北京又有“铁哥们”），而在于如何解释：恰恰是没有多少圈子意识的上海人，却比圈子意识特qiáng的北京人，有着更明显的城市社区文化特征，这又是为什么
道理仍在于“城滩之别”。前已说过，所谓间城”，本身就是一个圈子，是一个把无数小圈子圈在一起的大圈子。而且，“城”越大，城内的小圈子就越多，人们的“圈子意识”也就越qiáng。因为在这样一种空间状态下，任何人都只有进入一定的圈子，才会有安全感，也才会觉得与“城”协调。北京的圈子特别多，北京人特别爱“抱团儿”，就是这个道理。结果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城”这个圈子本身越大，被它圈住的小圈子的“圈子性”也就越qiáng。而小圈子的“圈子性”越qiáng，则大圈子的“圈子性”也就越弱。这样一来，当然也就只有城内各圈子的社区性（甚至没有社区性只有圈子性），而没有或少有全城的社区性或一体化文化
更何况，任何城都是要有墙的，而墙的文化功能，正在于分割空间。这种分割，可以从大到小、由外至内而层层推进。结果，如果城很大，城内圈子很多，那么，生活在最内圈、最里层的人，就不大能够感觉到城的存在，而只能感觉到自己圈子的存在。
滩就不一样。滩没有空间阻隔，滩上的人也是个体的、只有松散联系的。用上海话说，就叫“不搭界”。既然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不搭界”的，则他们便只好和“滩”搭界。因此，个体的、单独的、游移的人，反倒容易与“滩”认同，并通过与“滩”的认同，而与滩上其他人认同。所以上海人平时在上海可能“不搭界”，一到外地，却很容易“扎堆儿”、“成气候”。上海人比北京人社区特征更明显，到了外地也比北京人更“扎眼”，原因之一可能就在这里。
所以，北京城与上海滩，就有着不同的文化品格。
北京文化是兼容的。官方体制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民间民俗文化处于一种多层共生状态，各拿各的号，各chuī各的调。各类圈子，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并无统一的社区性。如果说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北京才有的“大气”：大雅、大俗、大派头。要之，北京是雅能雅到极致，俗也能俗到底俗到家。比方说，你能想象用诸如“奥皮”、“驴肉”或“小脚”、“裤子”之类的词儿来作地名 北京就能。北京不但有“臭皮胡同”、“驴肉胡同”，而且还有“母猪胡同”和“屎壳螂胡同”；不但有“小脚胡同”、“裤子胡同”，而且还有“裤裆胡同”、“裤脚胡同”。任谁也不敢相信这是皇上眼皮底下的地名儿。嫌俗？改了就是。比方说，把“灌肠胡同”改为“官场胡同”。这可真是只有北京才可能有的文化奇观。
上海文化则是消融的。各色人等，自由发展，公平竞争，但最终却把他们统一于上海的社区性。jīng英分子固然难免因此而有些“海派作风”，中小市民却也会因此而多少有些体面和雅致。结果，上海人无论职业阶层、社会角色如何，都会多少有些“上海味”。因为他们都生活在这个高度社会化和高度一体化的上海滩上。他们的生活方式大体相仿，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当然也就难免大体，致。甚至上海的街道名称也没有北京那么五花八门，它们往往是真正的“地名”：东西向的多以城市命名，如南京路、北京路；南北向的则多以省份命名，如福建路、四川路；总弄文弄则标以数字，一看就知道是上海的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