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地理地形上看，武汉也未必“不像首都”。“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毛泽东这两句词，写尽了大武汉吞吐山河的气势。有此气势的城市在中国并不太多。郑州太开阔，成都太封闭，而杭州又太秀气。南昌、长沙、合肥也气象平平，深入腹地或偏于一隅的贵阳、昆明、兰州、太原、济南、福州更难有提纲挈领、睥睨天下的气势。然而武汉却有。大江东去，两山雄踞，虽不及北京的山川拱卫，南京的虎踞龙蟠，却也guī盘蛇息，得“玄武之象”。“烟雨莽苍苍，guī蛇锁大江”，这种雄浑气象，不也天下少有、他处罕见 总之，由于武汉地处华中，也许无法成为“坐北朝南”的帝都，却未必不能做新中国的首都。不要说它那“九省通矿的jiāo通便利更有利于国家的管理（包括政令通达和调兵遣将），至少也不会像北京那样发生水资源危机，要兴修“引滦入京”的大工程。
所谓武汉“不像首都”，一个重要的原因，大约就是它那三镇鼎立的格局。
在传统的观念看来，首都应该是中心，应该像北京那样，呈中心向外辐she状。如果像武汉那样三镇鼎立，岂非暗示着“分裂”？此为大不吉利。再说，三镇一起来当首都，怎么安排 似乎也不好摆平。
其实，按照现代科学的观点，这种格局，才是首都的理想状态。综观世界各国，首都作为一种特殊的城市，无非两大类型。一种是单纯型的，即政治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疏离。首都就是首都，不承担别的任务，不具备别的功能，如美国首都华盛顿、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另一种则是复合型或综合型的，即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或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相重叠，或者既是政治中心，同时又是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如日本首都东京、法国首都巴黎、俄国首都莫斯科、意大利首都罗马、埃及首都开罗。如果选择前一种类型，自不妨另选区位适中、气候宜人、风景秀丽而又易于重新规划建设的小城。如果选择后一种类型，则武汉实为首选之地。以武汉为首都，可以将工商业基础较好的汉口发展为经济中心，将文教业基础较好的武昌发展为文化中心，而在原先基础较为薄弱、易于重新规划的汉阳建设政治中心。三个中心同在一市而分居三镇，能进能退，可分可合，既可以相互支持、补充，又不会相互gān扰、牵制，岂非“多样统一”，合乎“中和之美”？
何况武汉还有那么多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决非那些gān巴巴光秃秃的工商业城市可比。东湖秀色，珞珈青峦，琴台遗韵，红楼倩影，既有历史遗产，又有革命传统。登huáng鹤楼远眺，江城景色一览无遗。晴川阁下，新枝历历；鹦鹉洲上，芳草萋萋。一桥飞架南北，三镇通达东西。大江东去，làng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紫气南来，云集了四海英雄豪杰。登此楼，观此景，你会感叹：江流浩dàng，大地葱宠，湖山俊秀，人文斐然，天下之美，尽在于此矣！这样地灵人杰的地方，不是正好做首都
武汉的文化地位也不一般。从历史和地域两个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大略可以分为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两大系统。北方文化又称中原文化，细说则有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秦晋文化等。再往远说，还应该包括西域文化、蒙古文化。南方文化则包括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岭南文化、滇黔文化和闽台文化等。其中，影响最大者，也就是中原、荆楚、吴越、巴蜀。这四大文化，气质不同，风格各异，jīng神有别，既对峙冲突，叉渗透jiāo融。武汉恰恰是东西南北四大文化风云际会的jiāo锋点。一方面，它是由长江连接贯通的荆楚、吴越、巴蜀三大文化的中间地段；另方面，它又是南方文化“北伐”的先头部队和北方文化“南下”的先开之门。不难想象，武汉一旦获得了北京那样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广纳jīng英延揽人才的文化特权，也一定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气势恢弘的崭新文化。
事实上，武汉文化早就不是纯粹的荆楚文化。它已经具有某种综合、融合的性质。有一个笑话也许能说明这一点。这笑话是武汉人说的。他们说，就像武汉本来要定为首都一样，武汉话本来也是要定为普通话的。道理也很简单：中国人是“汉人”。“汉人”不说“汉话”，说什么？这话的可笑之处，在于把“武汉话”简化为“汉话”，又把“汉话”等同于“汉语”。不过武汉人并不把它当笑话讲，我们也不把它当笑话听。因为武汉话确实有点“普通话”的意味。它是北方语系，南方口音，兼有南北方言的某些共同特征，而且很容易向北方方言过渡（汉剧极其接近京剧就是证明）。北方人听得懂，南方人也听得懂；北方人容易学，南方人也容易学。除不太好听外，并无明显缺陷，定为普通话，也就没有什么不妥。
这就是武汉 它是“七星高照”的地理中心，“九省通矿的jiāo通枢纽，文化上“四海呼应”，军事上“六路齐观”，经济上“八面玲珑”，和全国各地都“十指连心”。
看来，武汉还真有资格当首都。
可惜，历史好像不太喜欢武汉。
事实上，武汉曾经好几次差一点就当成了首都，至少曾短时间地当过首都。按照多少可以给武汉人一点面子的说法，第一次大概是三国时期。当时东吴的孙权打算迁都武昌，却遭到臣民们的反对，道是“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结果，弄得武汉在人们的印象中，好像就只有一样“武昌鱼”可以称道，而且还不如人家的“建业水”。更何况，那“武昌”还不是这“武昌”，——孙权拟迁都者，其实是湖北鄂城，而不是现在武汉三镇中的那个武昌。1926年，北伐军攻克江夏，改江夏县为汉口市，随后中央政府即由广州迁都武汉，武汉成为首善之区。1927年，宁汉分裂，汪jīng卫在武汉和蒋介石唱对台戏，可惜并未弄成气候，南京独占鳌头，而武汉仅仅只弄到了一个“特别市”的头衔。抗战期间，武汉又曾当了几天战时首都。然而武汉很快就失守，重庆成了陪都。南京、重庆和武汉同饮一江水，结果人家一个当了首都，一个当了陪都，只有武汉夹在当中，两头不沾边，实在够窝囊的
武汉，可以说是“得天独厚，运气不佳”。
甚至直到现在，武汉的“运气”仍不能说是很好。历史没有给它很好的机遇，它自己似乎也没有很好的作为。据方方说，曾经一度有人将武汉（主要指汉口）称作“东方芝加哥”，（图四十五）谓其繁华其现代和美国那“哥们”差不多。可惜“叫了几次没什么人反应，也就没有叫开来”（《武汉这个地方》）。方方热爱武汉，很想为武汉人争面子，就说没叫成也不坏，因为叫成了也只是个“二哥”。但她仍坚持说武汉的知名度“恐怕仅次于北京、南京、西安、上海、天津、广州六城”，而且还很为武汉排在第七不平。然而在我看来，只怕连“老七”的排名似乎都乐观了一点。武汉的知名度确实曾经是很高的。只不过那多半是老皇历。比如湖南搞农民运动时，便有地主逃难“一等的跑上海，二等的跑汉口，三等的跑长沙”之说。可惜现如今“人心不古” 人们提起武汉，已不再肃然起敬，不怎么把它当了不起的大城市看。当然，知道武汉的人还是很多。但他们的“有关知识”却少得可怜：一是武汉热，是“三大火炉”之一；二是武汉人惹不起，是“九头鸟”。——都不是什么好词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