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城记_易中天【完结】(67)

2019-03-10  作者|标签:易中天

  武汉人确实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因为武汉是“镇”。

  镇,重兵驻守且兵家必争之天险也。武汉之所以叫“镇”,就因为它地处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咽喉要道。由于这个原因,武汉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的yīn云总是笼罩在武汉人的头顶上。所以武汉人“战备意识”特别qiáng。他们好像总有一种好战心理,又同时有一种戒备心理。在与他人(尤其是生人和外地人)jiāo往时,总是担心对方占了上风而自己吃了亏。公共汽车上磕磕绊绊,买东西出了点小问题,双方往往都立即会拉开架式,准备吵架,而且往往是理亏的一方以攻为守先发制人,摆出一副好斗姿势。结果 往往还是自己吃亏,或两败俱伤。不信你到公共汽车上去看,挤撞了别人或踩了别人的脚,武汉人很少有主动道歉的。不但不道歉,还要反过来攻击别人:“你么样不站好(口沙)!”或:“怕挤就莫来搭公共汽车!”这种蛮不讲理的态度当然很难为对方所接受,而对方如果也是“九头鸟”,则一场好戏当然也就开锣。武汉街头上吵架的事特别多,商店里服务态度特别坏,原因大约就在这里。外地人视武汉人为“九头鸟”,认为他们“厉害”、“惹不起”,原因多半也就在这里。

  上海人就不会这样。上海的公共汽车也挤。但上海人挤车靠“智”,占据有利地形,保持良好体势,则拥挤之中亦可得一方乐土,也不会发生“两伊战争”(盖“伊拉”与“伊拉”都能好自为之也)。武汉人挤车则靠“勇”,有力便是草头王,老人、妇女和儿童的权益往往难以得到保障,而双边磨擦也就时有发生(这种现象因近年来武汉大力发展公jiāo事业而已逐渐成为历史)。细想起来,大概就因为上海主要是“市场”,而武汉长期是“战场”。“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林彪的这句话,道出了“九头鸟”的野性与蛮劲。敢斗者自然也敢哭。“老子死都不怕,还怕哭么!”难怪武汉人爱看悲剧和爱听哭腔

  所以,武汉人特别看不起胆小怕事(北京人叫“松货”)、逆来顺受(北京人叫“软蛋”)和优柔寡断(北京人叫“面瓜”)。所有这些“德行”,武汉人统称之为“瘫腔”。不过,“瘫腔”与“松货”、“软蛋”、“面瓜”有一点不同,就是可以拆开来讲。比如:“别个(别人)还冒(没)吼,他就先瘫了腔。”这样的人当然没人看得起。正如方方所说:“一个人遇事连‘腔’都‘瘫’了的话,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有趣的武汉话》)。因此,不但不能凸瘫腔”,而且还得梗着脖子死硬到底:“不服周(服输)!就是不服周!老子死都不得服周!”

  吃软不吃硬,宁死不服周,这大概就是“九头鸟性格” 这种性格的内核,与其说是“匹夫之勇”,毋宁说是“生命的顽qiáng”。因为所谓“九头鸟”,也就是生命力特别顽qiáng的意思。你想,一鸟而九头,砍掉八个,也还死不了,等你砍第九个时,没准那八个又活了过来。事实上武汉也是“大难不死”。日本鬼子飞机炸过,特大洪水淹过,“十年动乱”差点把它整得瘫痪,但大武汉还是大武汉。的确,“不冷不热,五谷不结”。过分的舒适温馨可能使人脆弱绵软,恶劣的生存条件也许反倒能生成顽qiáng的生命力。

  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武汉人不但有顽qiáng的生命力,也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用武汉作家池莉的话说,就是:“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这是池莉一篇小说的标题)。这无妨说也是一种达观,但这种达观和北京人不同。北京人的达观主要来自社会历史,武汉人的达观则主要来自自然地理。北京人是看惯了王朝更迭、官宦升迁、帮派起落,从而把功名富贵看得谈了;武汉人则是受够了大灾人祸、严寒酷暑、战乱兵燹,从而把生存活法看得开 所以北京人的达观有一种儒雅恬淡的风度,而武汉人的达观却往往表现为一种略带野性的生命活力。武汉的小伙子不像北方汉子那样人高马大、魁伟粗壮,却也相当地“野”:敢打架,敢骂娘,各种冲动都很qiáng烈。他们酷爱一种能够显示生命活力的、紧绷在身上的红布三角游泳裤。他们也往往会在炎热的夏夜赤膊短裤,成群结队地在街上走,大声吼唱各种歌谣,从“一个讶的爹,拉包车”直到种种流行歌曲,以宣泄他们过剩的生命活力。

  事实上,武汉人不达观也不行。

  从某种意义上讲,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已经把武汉人bī到墙角了:躲没处躲,藏没处藏,就是想装孙子也装不了,再不达观一点,怎么活?所以,凡事都最好搞唰喇点,凡事也都最好能要点味。生活已经不易,再不搞唰喇点,不是自己烦自己 生活已经缺油少盐,再不要点味,还能过下去

  什么是味?“味”这个字,在武汉话里有极为丰富的含义。除前面说的面子、排场、风光、体面等等外,还有“规矩”的意思。比如“不懂味”,有时也指“不懂规矩”。不过,当一个武汉人指责别人“不懂味”时,他说的可不是一般的规矩,而是特指“捧场”的规矩,即在一个人“要味”时让他觉得“有味”的规矩。懂这个规矩并能这样做的,就叫“就味”;不懂这个规矩和不能这样做的,则叫“不就味”。就味不就味,也是衡量一个武汉人会不会做人的重要标准。因不懂而“不就味”,尚可原谅(但也不招人喜欢);如果“懂味”而“不就味”,那就是“差火” 这时,“要味”者就会视对方为故意冒犯或有意挑衅,因而反目翻脸,甚至大打出手,因为那个“婊子养的”实在“太不够意思”。

  所以,味,又有“意思”的意思。要味,也叫“要意矿;就味,也叫“就意思”。如此,则“有味”就是“有意思”,“冒得味”就是“没意思” 人活在世界上,如果一点“意思”都没有,那还能活下去 当然不能。因此不能不要“味”。显然,武汉人之所谓“味”,说到底,就是让人觉得活著有意思的那个“意思”。

  武汉人是很看重这个“意思”的。虽然说“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但如果活得有意思,岂不更好?于是,武汉人就往往会把没意思的事变得有意思。我就曾在医院里遇到过一个典型的武汉人。这个武汉小伙子大概初为人父,看什么事都新鲜。看到护士给婴儿洗澡、打包,也觉得好玩,兴高采烈地对我说:“好过瘾呀!洗毛毛(婴儿)像洗萝卜,包毛毛像叠‘撇撇’。”“撇撇”是每个武汉小男孩都玩过的一种自制玩具,由每个人自己用香烟盒叠成,技巧纯熟者可以叠得很快。把包婴儿说成是叠撇撇,既有赞其“技巧纯熟”的意思,也有言其“不当回事”的意思。妇产科的护士一天不知要包洗多少婴儿,自然见惯不怪,不怎么当回事,但让这个小伙子这么一说,一件本来没什么意思的事情,也就颇有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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