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们又不能不解读深圳。这不仅因为它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还因为它是中国最具当代意义的城市，代表着一种既不同于西安北京又不同于上海广州的全新的城市类型。只有解读了深圳，我们对中国城市的把握，才可能是全面的。何况，在这短短二十年中，中国乃至世界，又有多少双眼睛一直在关注着深圳
那么，这个年轻的城市，这本薄得没有几个页码的书，又有什么值得关注的
也许，我们还得从它那极短的“历史”说起。
一 chūn天的故事
深圳的故事，是chūn天的故事。
尽管事情才仅仅过去二十年，然而不少人已很难体验到1979年那个chūn天，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下这个圈的艰难和分量。那时，寒冷的北方，冰河还没有完全解冻，太平洋季风chuī拂的南方也依然chūn寒料峭。渴望播种的土地焦急地等待着chūn雨和暖风，担心又一次失去丰收的机遇；而肆nüè惯了的寒流却伺机卷土重来，妄图再一次封杀大地。刚刚走出浩劫的共和国，究竟何去何从？以当时之形势，确实需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杀出一条血路并不容易。除了必须有一位高屋建瓴的英明统帅来运筹帷幄，还要有一个最容易见到实效而万一失误又不至于影响全局的突破口，才能出奇制胜，一举成功。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邓小平选择了深圳。
深圳似乎命中注定就该担此重任。深圳的前身是宝安，宝安的前身是新安。1575年，大明朝廷决定在这里正式设置县治，取“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意，名之曰“新安”。这实在是一个吉利的名字，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名字。不过，明王朝时代的新安，在革新和安定两方面都并没有什么作为。清王朝更是每况愈下，居然将一河一海之隔的土地拱手相让。于是，本应“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城，反倒成了丧权屏国唇亡齿寒之地。因此，直到1979年以前，作为宝安县城的深圳，还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边陲小镇。许多中国人还念不准它的名字，管它叫“深川”或“深趁”。如果说多少还有人知道它的话，也仅仅因为它毗邻香港。从内地到香港，要经过它那里的罗湖桥。深圳，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一个口岸罢
然而这其实已经很够 对于封闭已久的国度来说，要的就是一个“口子”。
历史有时是有些戏剧性的。最早撕开口子的地方，是深圳西南角半岛上2.14平方公里的一块弹丸之地，它的名字就叫“蛇口”。“蛇口”这个地名颇有些耐人寻味和意味深长，而蛇口人的身手和胆识也确乎不凡。早在“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建立之初，他们就喊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一时间，抗声群起，舆论哗然。蛇口人却反唇相讥：有没有搞错！这是老祖宗的传统：“一寸光yīn一寸金”嘛！的确，正如科学技术没有阶级性一样，时间和金钱也没有阶级性。它们可以用来发展资本主义，也可以用来建设社会主义。但如果没有时间和金钱，就什么主义也搞不成；而如果没有效率，就什么主义也搞不好。
二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现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依然屹立在蛇口工业区的大道旁，始于蛇口继于深圳的各项改革：人事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保险改革、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等，也早已在全国遍地开花。（图五十一）人们不再把招标、投标、招聘、择业、股票、期货、债券、产权等等
看作异端，也开始习惯了拍卖和投资、供楼和按揭、跳槽和打工、炒鱿鱼和卖楼花。深圳的改革已成了全国的改革，深圳的观念已成了全国的观念。世界舆论公认，深圳的试验是成功的。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确实为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qiáng国之路。而民间说法则更绝：“要看中国的二十年。请到深圳！”
我们现在已无法确知当时为什么“碰巧”选定了蛇口这个地方，只知道短短半年以后，口子就越开越大。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一年以后，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了兴办特区的立法程序。一场伟大的试验开始了，一种新型的城市也随之崛起。它的名字，就叫“经济特区”。
特区总是有些特别的地方。
首先是深圳的建设发展速度比国内任何城市都快。80年代，160米高的国贸大厦曾以“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震惊全国，十年以后，383米高的地王大厦又以“九天四层楼”的“新深圳速度”在全国乃至亚洲独领风骚。而且，在建造地王大厦的两年多时间里，人们没有听到过喧嚣和噪音，没有看见过肮脏和杂乱。它四周的马路在凌晨时分总是被冲洗得洁净如初，它的工地围墙也多次被粉刷一新。地王大厦是安安静静又gāngān净净长高的。人们说，这就是深圳。只有深圳才有这样的速度，只有深圳才有这样的效率，也只有深圳才有这种文明。
飞速发展的经济给深圳人带来了可以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深圳的农民“先富起来” 他们的人均年收人在短短十几年间成倍、成十倍甚至成百倍地增长，富裕得连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们当中不少人成了董事长、总经理或大股东，拥有了自己的产业。深圳的市民也“先富起来” 所有那些当年闯深圳的人，现在毫无疑问地都成了他们同行同学中的“先富”一族。当老板的固然腰缠万贯财大气粗。做文员的也不寒酸。有的买了房子，有的买了汽车，不少人则兼而有之。但他们如果不是来到了深圳，则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无法充饥的画饼罢了，甚至可能连想也不敢想。他们也许还会像那些未能一并南下的弟兄们一样，在办公室里收收发发抄抄写写，当一名月薪数百元的小科员，或者在一座发不出工资的小县城里等米下锅，甚至在一家不景气的国有企业里等着下岗。所以，当他们和旧日同富同僚再度相逢时，很容易地就能体验到成就感。
受惠的不仅是深圳的市民和农民。改革开放的深圳，日新月异的深圳，差不多是全国最大也最活跃的劳动力市场。它的大门，一开始就是向全中国敞开的。成千上万的外省市青年农民，离开他们亲切但又贫脊的故土，cháo水般地涌向深圳。这些离乡背井的打工仔、打工妹们，在为深圳的发展建设贡献青chūn和血汗的同时，也获得了有形和无形的两种效益。无形的是全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有形的则是实实在在的货币。据说，江西某县打工仔打工妹们每年从深圳寄回家去的钱，就相当于该县全年财政收入的总和。难怪那些当年家家户户“送郎当红军”的革命老区，今天要家家户户“送女闯深圳” 毕竟，“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富裕和先进总是有吸引力的，而“穷则思变”也早已被证明是一个真理。更何况，打工仔打工妹们在深圳“赚”到的，并不只是钞票，还有商品意识、市场观念、管理方法、营销策略、公关手段甚至客户关系等“软件”。事实上，这些在深圳这个现代都市和国际窗口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青年，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因此，他们一旦“退役”回家，便有可能成为家乡脱贫致富的带头人。由此而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是无法估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