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对宝贝儿只好穿起衣服走人，十二两银子也打了水漂。
从氏族、部落到国家，莫非也是如此？
或者说，世界各民族相继告别原始时代的“伊甸园”，是因为像伦勃朗的学生一样犯了错误吗？
显然不是。
没有后悔药
部落变成国家，并非因为绯闻。人类发明国家，更不是为了寻欢作乐。但这事却被认为与“逐出乐园”无异，不管那伊甸园是耶和华的，还是伦勃朗的。反正，进入国家时代，好日子就算过完，这是很多人的共识。
比如希腊和罗马的两位诗人。
古希腊的那位诗人叫赫西俄德，古罗马的叫奥维德。他们的共同观点，是都认为自己生活在黑铁时代。[6]之前，则是huáng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huáng金时代最好，人类美好高贵，社会公正和平。白银时代马马虎虎，但不再天真无邪。青铜时代战火连天，但信仰和神性犹在。黑铁时代就一塌糊涂，人类变得贪婪残忍，互不信任，互不相容，没有信仰，也不再有真理、谦逊和忠诚。
当然，两位诗人略有不同。在希腊诗人那里，黑铁时代之前还有英雄时代。英雄时代比青铜时代好，人类与半神和英雄一起生活。可惜，英雄们被卷入底比斯战争和特洛伊战争，从此万劫不复。
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类似的说法，我们民族也有。比如希腊、罗马的huáng金时代和白银时代，在儒家那里就叫“大同”。大同之世的特点，是“天下为公”。财产是公产，权力是公器，首领是选举出来的公务员，族民也都一心为公，因此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各得其所，天下太平。
希腊、罗马的青铜时代，儒家叫“小康”。小康之世的特点，是“天下为家”，财产私有，权力世袭，战争不可避免，道德礼仪和圣人英主也应运而生。[7]至于黑铁时代，在儒家那里是只能叫“乱世”的。
大同、小康、乱世，就是儒家那里的历史三阶段。尧舜是大同，夏商周是小康，chūn秋战国是乱世。
对应这历史三阶段的，是三种指导思想和政治哲学：大同讲帝道，小康讲王道，乱世讲霸道。当然，儒家是主张王道的。因为大同已不可能，乱世又不正常。因此，应该“尊王道，行仁政，奔小康”，构建和谐社会。这种想法，其实也是一种“中庸之道”。
但这只是一家之言，诸子则另有说法。
比如庄子是只认“羲皇之世”的，墨子也只认“大禹之世”。其实就连孔子，也推崇“尧舜之世”。只不过他老人家比较现实，认为能够回到东周就算不错，实际上是退而求其次。
这样看，我们也是四阶段。比如女娲到伏羲，便可以叫huáng金时代；炎huáng到尧舜，是白银时代；夏商周，是青铜时代；chūn秋战国，则无疑是黑铁时代。对于前三段，诸家有争议。对于后一条，除法家外，无分歧。
如此说来，人类一旦建立国家，岂非就每下愈况，等于踏上了不归之路？
当然不是，也没有后悔药可吃。
事实上，氏族部落时代，并非庄子和希腊、罗马这些诗人哲学家们说的那么美好。夜不闭户？那是没东西可偷。炎huáng与蚩尤的战争，则跟后世一样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
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国家，或没能建立自己的国家，她的历史就会一直停留在史前时代，比如某些印第安人。相反，只要建立过国家，哪怕后来失去，也会有自己的文明，比如犹太。
国家，是文明与史前的分水岭。
难怪孔子不但不否定小康，还要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了。[8]
问题是，为什么只有建立了国家，才算进入文明时代？国家对人究竟有什么意义？人，真的是必须发明国家并生活在其中的动物吗？如果是，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感叹今不如昔，怀念氏族和部落时代？
国家的逻辑，究竟在哪里？
分道扬镳
荀子说，在人。
荀子是从儒家到法家的中转站。所以他跟法家一样，既肯定国家，又肯定君主。为什么要肯定？为了生存。荀子说，可怜兮兮的人，力气不如牛，速度不如马，生存能力其实是很差的。然而牛马却为人所用，原因就在人能组成族群。因此，族群如果解体，人就牛马不如。[9]
这就一要有道德，二要有君主，三要有国家。
做得到吗？做得到。
荀子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并不仅仅就在“二足而无毛”。[10]水火，有物质无生命；草木，有生命无感知；禽shòu，有感知无道德；唯独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11]所以，他能够发明国家，这是最qiáng大的人类族群；也能够发明君主，这是最合适的群体领导。[12]至于道德，则是最理想的组织力量。有道德，人就是万物之灵。他也就有家有国，有安身立命之本。
君主是核心，道德是力量，国家是归宿。国家与人，就这样焊在一起。
这跟西方不太一样。
西方人也要国家，却未必一定要君主。古希腊的城邦是没有君主的。罗马人，从他们赶走最后一任部落王，到产生第一位君主奥古斯都屋大维，中间竟隔了近五百年，[13]而且那皇帝还要自称“第一公民”。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居然宁肯要三个郁金香球jīng，也不肯要一个国王。独立战争后的美利坚人，则不但不要国王，就连统一的国家都不想要。实在拖不下去，才勉勉qiángqiáng开了一个制宪会议，再磨磨蹭蹭地选出第一届联邦政府和总统。
可见，西方人对待君主的态度，是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有的要，有的不要；有时要，有时不要。不像我们，自从有国家就有君主，只不过秦汉以前封土建国，秦汉以后天下一统，但都是君主制。直到辛亥革命前，还有立宪派主张保留一个皇帝，哪怕形同虚设，只是橡皮图章。
西方人也不认为国家跟道德有什么关系。在他们那里，道德是归宗教和上帝管的。国家需要的是法，社会需要的是德。所以，他们的国家可以有多种模式。直接民主、寡头政治、政教合一、君主立宪、联邦邦联、称王称帝，不但一一试来，而且并行不悖，爱怎样就怎样，喜欢谁便是谁。
显然，当世界各民族开始建立国家，他们就站在了文明的大门前，也站在了历史的岔路口。
之后，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很难说谁有道理谁没有。实际上，西方人也经历了君主制时代，而且至今还有名义上的王国。同样，荀子不厌其烦地解释“为什么要有国家和君主”，则说明它在当时其实已经成了“问题”，而且事情也并不像荀子讲的那么简单。比方说，氏族和部落也是群体，为什么非得变成国家？
何况世界各国的诞生原因、存在方式和发展道路，也大不相同。有君主的，也有民主的；有独立的，也有附庸的；有分出去的，也有合起来的；有打出来的，也有谈出来的。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