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民主国家的国民一定“忘恩负义”。他们固然看重你以前都做了什么，做得如何，却更关心你将来怎样，想gān什么。丘吉尔被取代，原因就在这里。同样，民主国家的国民也难免上当受骗。伯里克利的下台，还有许多不怎么样的总统和总理的上台，便是如此。但，民主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都有限制。因此，如果看走眼选错人，有后悔药可买。可见，民主是“可以纠正自己错误的制度”。也因此，它是目前“最不坏的制度”。
这就是民主。它就是这个样子，不管你喜不喜欢。
君主的来历
与伯里克利的可怜兮兮相反，埃及的法老俨然是神。
古埃及人对法老的尊崇，今天看来近乎病态。当时官员和贵族最大的荣幸，是能够匍匐在他面前亲吻他的脚印；最值得夸耀的，则是终身不曾挨过他的鞭挞。他的名字不能叫出声来，因为据说里面有无法抗拒的魔力。他的王衔中有一只鹰，那是太阳神的图画文字符号，就像中国太阳里的“三足神鸟”。
◎这是埃及第一王朝四位法老的王衔，其中第一位纳尔迈，也叫美尼斯，是兼并了上下埃及的人，古埃及最早的法老。这四位法老的王衔中都有鹰。
鹰神荷鲁斯原本是地方“保护神”，后来成为上下埃及共同的神。法老，就是国家保护神在人间的化身和代表，是“太阳神的儿子”，死后则成为诸神中的一个，就连入主埃及的希克索斯人也这么说。这样的权威当然毋庸置疑。只是到了帝国的后期，挑战中央的地方统治者才自称“月亮神托特的儿子”。
没错，君主制的要义，就是“主权在君，君权神授”。
神的儿子当然要住进神殿。实际上，“法老”（pharaoh）本有“宫殿”之意。称国王为法老，正如称皇帝为“陛下”，称王子为“殿下”。他们甚至死后都要住进宫里，只不过那宫殿叫“庇里穆斯”，也就是金字塔。
神有神庙，王有王宫，朝廷当然也就叫“庙堂”。
但，君主并不是神，也不该是神。最早的君主，原本是部落的酋长。他们起先叫“尹”。尹，就是手上拿了根东西，甲骨文的字形跟“父”十分相像。
◎甲骨文的“尹”（《甲骨文编》甲一七一二）。
◎甲骨文的“父”（《续甲骨文编》乙九七一）。
父，也是手上拿了根东西。只不过尹手上拿的是“杖”，父手上拿的是“斧”。但有人说父拿的也是“杖”，还有人说父拿的其实是“炬”，因此是“继往开来的领路人”，也就是“带头大哥”或“主心骨”。
◎埃及法老权杖。
其实，父或尹，手上拿的是炬，是斧，是杖，都无所谓。因为不管他拿什么，都意味着有“指挥权”。所以，炬也好，斧也好，杖也好，都是“指挥棒”。后来，变成“指挥刀”。再后来，变成“权杖”。
与此同时，尹，也就变成了君主的“君”。
◎金文的“君”（天君鼎）。
君，从尹从口，也就是部落王或大酋长在发号施令，听命令的则是“族群”。群，原本是不能用来说人的。人多了叫“众”，shòu多了才叫“群”。[7]不过这是chūn秋以前的观念。到战国，君已经成为“人群”的领导者。但，群是“羊”字上面一个“君”，说明“君”原本是牧羊人，比如“姜”或“羌”。尧舜联盟中的部落酋长叫做“牧”（十二牧），不是没有原因的。
显然，君，最早是劳动者，这就是氏族的族长；后来是领导者，这就是部落的酋长；最后才是国家的统治者，这就是国君，是侯、王、皇帝。
作为劳动者和领导者的“君”，原本是一些具有个人魅力的人。他们是在族群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刀耕火种、杀出重围时脱颖而出的。策划，则神机妙算；围猎，则奋勇当先；迎敌，则指挥若定；农耕，则每每丰收。这样的人，当然不难获得族民由衷的尊敬和拥戴，成为当之无愧的领袖。他们甚至可能因为特殊的贡献而在死后被尊为神，比如大禹。
于是，“君”就变成了“主”。
◎甲骨文的“主”（甲一五○）。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灯中火主”，也就是灯芯。
主，原本是灯芯。[8]后来，却变成了“主人”和“主宰”，甚至“救世主”。
这是跟民主制完全不同的道路。
殊途同归
道路的选择有如航海，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海图。
东方各国选择的都是君主制。而且，也都是先从部落（或部落联盟）变成部落国家，然后从城市国家变成领土国家，最后从各自为政走向中央集权，变成王朝和帝国。
最早建立了集权制的是埃及，这就是纳尔迈（也叫美尼斯）的第一王朝。[9]然后是两河流域，这就是萨尔贡的阿卡德王国和汉谟拉比的古巴比伦王国。印度的孔雀王朝和中国的大秦帝国则要晚得多（见附录表2）。而且，印度的国王也不是神或“神的儿子”。他们属于“刹帝利”，等级比“婆罗门”（祭司）还低。到阿育王时代，也就是中国的战国末年，国王才自称“诸神的宠爱者”。[10]
中国的道路有所不同。
中国的君主不是神，而是圣。他们是“天的儿子”，叫“天子”。天子是“人中之龙”，只在天的面前称臣。当然，也没有什么祭司或教皇之类的人物，可以凌驾于他们之上。所以，中华帝国是最稳定和最完善的帝国，稳定到不可能被蛮族征服，也不可能在自己内部发生制度性的革命。
海图，确实是多样的。
希腊和罗马是另一条路。他们的政治体制其实有许多种，包括贵族政治和寡头政治。简单地说，雅典选择的是民主，罗马选择的是共和。雅典民主存在了二百多年，然后被马其顿王国征服。罗马的共和则存在了近五百年，然后是君主制。到西罗马帝国灭亡，差不多也是五百年。[11]
航线，也是多样的。
但，构成海图的要素，世界各民族却是相同的。最重要的，是公共关系、公共事务、公共权力、公共机关和公共规则。规则，有公民的约法、君主的王法，以及中国的礼法。礼法、王法、约法，原则上都应该是成文法。公权力的行使，也要依靠法令和文书。因此，各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文字，比如古埃及的“图画文字”，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克里特的“线形文字”，印度河的“印章文字”，中国的“甲骨文字”。这是“文明的界碑”。
那么，选择航线的灯塔是什么？
安全与自由。
安全与自由，就像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侧重点不同，选择就会两样。更看重自由的，选择民主制；更看重安全的，选择君主制。因为民主的政府必定弱势，非如此不能保证国民的权利不受侵犯，国民的自由不被gān涉。但这样的政府要想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古代便难免力不从心。这是大多数古老民族最终都要选择中央集权的原因之一。是啊，要么有自然灾害需要抗拒，要么有外来qiáng敌需要抵御，政府非得qiáng势不可。[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