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没什么不好。读书原本是读书人的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过去看外国电影，常见老外一觉醒来，脸也不洗，牙也不刷，坐在chuáng上就吃起早饭来，心里很是不以为然。后来自己也觉得好笑。人家又没在你chuáng上吃，关你什么事？同样，咱们一大早起来，抄起一本书就往厕所里跑，也用不着别人来说三道四。
但，随意归随意，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却总还得心存敬畏。
这份敬畏不是对某个人的，也不是对某本书的。一个人，哪怕他学问大得跟钱钟书似的，也没必要对他点头哈腰。人，无论贵贱贤愚，人格上都是平等的。
然而对于人类的文明，以及那文明的传承方式和传承载体，却应该有恭敬之心。
这也是一个民族有没有出息的标尺之一。日本人就懂得这一点。日本人，不管表面上如何狂妄，不可一世，口气大得让人反感，心底里却总是保留着对某些东西的敬畏。在日本，一些国宝级的文物是必须跪下来看的。小泽征尔甚至说《二泉映月》是应该跪下来听的。中国人就不会说这句话。中国人只会对皇帝、对qiáng权、对能够决定或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比如救苦救难的菩萨或明察秋毫的清官）下跪，决不会对一个什么瞎子拉的什么小曲下跪，何况那瞎子据说还“品行不端”！不把它弄到垃圾车上去做开道的声音，就不错了。
也许，这正是小日本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向全世界叫板的原因之一。
中国人也不是没有敬畏。农村里一直有“敬惜字纸”的习俗，读书人至少也知道敬畏孔孟。但前者是巫术的，就像怕鬼，怕符咒，怕妖法；后者则是功利的，就像小孩怕大人，老鼠怕猫。因此，一旦孩子成了大人，或者知道了世界上并没有鬼，就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了。你看现在一些人，书没读两本，只要混得一两个头衔，大小是个人物，就什么人都敢说，什么事都敢讲，什么场子都敢上去练把式，和当年的“斗批改”有什么两样？这可真是耗子成了jīng，连猫都敢打！
不是说谁谁谁就批评不得，也不是说只有谁谁谁才有批评权。但搞批评毕竟不是开huáng腔，总得要有一条底线。有底线才会有底气。这根底线就是“无知”，或者说，自知其无知，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敬畏。唯其敬畏，才要读书。我在《chūn来不是读书天》一文中说过，读书原本因为恐惧，对未知世界和陌生世界的恐惧。
这恐惧只有敬畏才能战胜。——先是对鬼魂的敬畏，后来是对神灵的敬畏，最后是对真理的敬畏。对真理为什么要心存敬畏呢？因为真理是天下之公器。它不是哪个人发现的，不是哪个人的私有财产，也不掌握在哪个人手里，只存在于一代又一代人不懈的追求中，而且永远没有穷尽。心存敬畏，就是要明白，任何人都不是真理的化身，已知也不等于全知。和未知领域相比，我们其实知之甚少，没什么可狂妄的。
中国的学术界却似乎缺少这个传统。在中国古代的“圣贤”们看来，真理是可以穷尽的。岂止是可以穷尽，而且是已然穷尽。唐尧虞舜，文王周公，“先王之道备矣”。只要掌握了那一套，就是圣人，一一人人皆可为尧舜嘛！那么，我是尧舜我怕谁？即便当不成尧舜做不了博导，流氓总做得了吧？那么，我是流氓我怕谁？
没有了敬畏，也就没有了底线。除了怕qiáng权、怕bào力，什么都不怕，还怕你几个读书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连只jī都杀不死的，怕你个鸟！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也不可能真正在乎自己；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最后就什么都不是；而一个民族如果什么都不敬畏，那就不但难有长进，没准连家底都保不住。一提起帝国主义的掠夺，我们就义愤填膺，却不肯想想，我们自己又烧了多少毁了多少？就在前不久，那个定海古城，还不是说拆就拆了？胆大包天嘛！更可怕的还是“建设性破坏”；一哄而上的“现代建筑”，形同垃圾的“城市雕塑”，言之无物的“学术成果”，铺天盖地都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毫无敬畏之心。什么房子都敢盖，什么房子都敢拆，什么人都敢画图纸，什么人都敢写文章，什么颠三倒四着三不着两的话都敢讲。只要自大褂一穿，也甭管什么人，都敢在病人身上动刀子。当然，随便读完什么书，也都敢发议论。
还有什么，比这种无所顾忌更可怕呢？
因此我以为，一个人，一个读书人，一定要有所敬畏，哪怕你一不信神二不怕鬼，哪怕你站着撒尿躺着读书。
谁是最有知识的人
读书人，又叫知识分子。顾名思义，也就是有知识的人。
有知识的人受人尊敬，知识就是力量嘛！即便不是什么力量吧，至少也是体面。一个人，有知识，天上地下，过去未来，问什么知道什么，说什么像什么，或不管别人说什么都能插上一嘴，还能说得头头是道，自然让人敬重、佩服。这就有面子，就左右逢源，里外光鲜。所以，不管读过几本书，有没有知识，也都要做有知识状。就连那些星们，答起记者问来，也说自己的业余爱好是读书，尽管其中一些人其实是更爱泡妞或者拍写真照的。如果这人又有个博士学位，或高级职称，那就更“牛”了，非得表现出自己“天上知一半，地上全知道”不可。
反正不会有人像苏格拉底那样宣布自己无知，哪怕他是一个苏格拉底专家，一个讲希腊哲学的教授。
苏格拉底这人也真怪，居然说出“自知其无知”这样一点也不世故的蠢话来。
你说他谦虚吧，他说他是雅典城里最有智慧的人；你说他狂妄吧，他又说他的智慧只不过是知道自己无知。这简直就是开玩笑！最有智慧的人居然是最无知的人，那么，最有知识的岂不成了最没智慧的？难怪愤怒的雅典公民要用民主的方式把他送进阎王殿了。其实，苏格拉底并没有说智慧就是无知，而是说，智慧就是知道自己无知。知道无知和无知不是一个概念。一个人，如果连自己无知都不知道，那是真无知。如果居然知道自己无知，就不无知了，因为他至少有自知之明。因此，我们可以说，苏格拉底不但是最有智慧的人，而且也是最有知识的人；有知识，才会知道知识是不可穷尽的。世界上没有人全知。全知全能的上帝也不知道因特网嘛！正因为没有人全知，这才要对知识、对真理心存一份敬畏，有此敬畏，才有对知识和真理的探求，知识和真理也才会和我们一路同行，如果你什么都知道了，什么都能解释，还读什么书、搞什么科学研究呢？
所以，苏格拉底和别人讨论问题（这是他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并不要求一定要得出一个最终的结论，反倒更喜欢得不出结论。大家都理屈词穷，大家都山穷水尽，也就皆大欢喜。皆大欢喜，不是因为大家都摆平了（这是中国人的想法），而是证明人的认识能力确实有限，没有人无所不知。能意识到这一点，就算是达到了最高智慧的境界。其实，不要说苏格拉底的“自知其无知”，便是一般意义上的“无知”，有时也是获得知识的必要条件，知之甚多和习以为常反倒可能是深入理解的大敌。我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只有‘无知’、‘陌生’而引起的‘好奇’，才能让开放的心灵去直接感受来自生活本身的声音，然后去寻找各种表达的概念。 ”（曹锦清《huáng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年版）从而由无知而有所知，但其前提，却是“自知其无知”中国的传统正好相反。读书做学问，是为了证明自己无所不知。中国的读书人最耻言无知。说人无知，无异于挖人祖坟。但不说别人无知，又如何证明自己有知？所以又非说不可。于是，一旦发现别人的文章里有了“硬伤”，就幸灾乐祸，奔走相告，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那意思是说，你不是知识分子吗？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这回露马脚了吧？看你还敢再牛bī！不是说发现了错误也要装糊涂，也不是说不能指出别人文章里的硬伤。给作者提个醒，那是与人为善；公开说出来，也可以一正视听。但也用不着像瞎猫逮住了死耗子一样，硬拿这耗子证明自己不瞎。被逮住的则往往死不认账，有的还要硬说这是盗版集团的yīn谋。想想真是何苦！也就是写作时小心点的事。查个词典，核对一下出处，不明白的地方问问人，别望文生义自作聪明，不就行了？万一当真错了，也只有认错。硬伤就是硬伤，硬邦邦地在那里，谁都看得见，赖什么呢？不过，设身处地替他想，不赖也不行。一认账，就不是“知识分子”，没有安身立命的本钱，靠什么混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