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弟子发现了取得了真经而不与先生分享，那才是不道德。
历史的悲剧或悲剧性也正在这里：汪籛和陈寅恪都是真诚的，道德的，而双方的格格不入却一至于此。一个要“革命”，一个要“守节”，这一场冲突是在所难免的了。问题是，陈寅恪为什么要对汪籛发那么大的脾气，以至于说出“你不是我的学生”这样的话？
答案也许就在由汪籛笔录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面，在这篇自述中，陈寅恪说：“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jīng神。
”“独立jīng神和白
由意志是必须争的，几须以生死力争。
”“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jīng神，即不能
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这其实也是陈寅恪的一贯思想，因此他在《答复》
中开篇就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而碑文的核心和灵魂，也就是这八个闪亮高岸的文字：自由思想，独立jīng神。
五自由思想，独立jīng神
真正震撼我们的，也正是这八个字：自由思想，独立jīng神。
几乎所有的人都很看重这八个字，夏中义也不例外，但他却把这八个字归到乾嘉以来的所谓“学统”里去了，并称自由思想为学统之骨，独立jīng神为学统之魂。自由思想和独立jīng神竟然能产生于毫无独立自由可言的中国传统社会，而且还诞育于文化钳制最烈的乾嘉时代，这本身便很可疑。就算是吧，话也不能这么说。学统，甭管它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总归是“统”。有自由思想和独立jīng神作为魂骨自然很好，但反过来把自由思想和独立jīng神“统”将进去，却未必是什么好事。况且自由思想和独立jīng神也不是什么“学统”之类的玩艺可以“统”得起来的。因为一“统”，就不自由、不独立了。什么是自由思想、独立jīng神？所谓“独立”，就是不依附，当然也不依附于什么“学统”；所谓“自由”，则不但包括怎样想，也包括想什么，还包括不想什么。也就是说，想不想，怎样想，想什么，都是我的自由。我可以自由地按照这种思路去做学问，也可以自由地按照那种思路去做学问，甚至我还可以不想做学问。不想做学问，也是一种自由思想，却与“学统”无涉。当然，学问家还是要做学问的，但如果不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则那个“自由思想”仍不自由。
因此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什么学统问题，而是一个做人问题。我的观点是，学问可以不做，人却不可以下做；学统也可以不要，人格却不能不要。没有人格的独立，哪有独立｛的jīng神？没有意志的自由，又何来自由的思想？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陈寅恪也就多了一份理解。就说陈先生，再坚持的“不宗奉马列上义”吧，是他陈寅恪反感马列主义，或者反对马列主义吗？恐怕未必。
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项重要成果。任何不带政治偏见、有学术良知与良心的知识分子，都会对它持有一种敬重的态度。但问题是，这份敬重必须是我发自内心的，而不能是别人qiáng加于我的。事实上，早在“宣统三年”，陈寅恪就已经读过了《资本论》原文，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十分重视经济因素的作用和阶级意识在政治斗争中的反映。就算没有这些，也不等于陈寅恪反对马克思。
因为马克思的学说，就是马克思自由思想的结果，也体现着马克思的独立jīng神。
不自由，不独立，哪来的马克思主义？难道《资本论》是按照官方意志写的，或者申请过“国家级课题”？
所以，肯定陈寅恪，不等于否定马克思。在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问题上，他们是相通的。自由思想和独立jīng神是高于一切的。既高于政治，也高于学术。
比方说，尽管有陈寅恪“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的夫子自道，友人吴宓“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的理解回护，还是有不少人对陈寅恪耗费十余年时间撰写《柳如是别传》不解，认为不值得。毕竟也就是一个柳如是么！小题当然也可以大做，但再大也是“小题”，而身为“大师”和“巨匠”的陈寅恪，难道不该去建构更为体大思jīng的史学广厦？
其实，这里没有什么值不值的问题。陈寅恪耗费十余年时间撰写《柳如是别传》不值，梁宗岱种菜养jī就值？梁宗岱何许人也？他是法国象征派大诗人保罗？
梵乐希的异国之友，世界大文豪罗曼？罗兰的忘年之jiāo，巴黎文化沙龙的座上嘉宾。他的诗人气质和文学才华就连一向崇尚高贵和làng漫的法国文化人也为之倾倒。然而他却去种菜养jī！因为他作为外语系的“大白旗”，在1958年便被劈
头盖脸地痛批。他平时常常挂在嘴边的“天才教育主义”和“老子天下第一”更是成为众矢之的。那好，你们不承认我“学问第一”、“教书第一”，我就来个“种菜第一”、“养jī第一”。不让种不让养，我还有“喝洒第一”、“力气第一”（据说诸如此类的“第一”竟有七十多个）。反正老子就是“天下第一”，就要“天下第一”，你能怎么样！
这其实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坚持自己的“自由思想，独立jīng神”了，因此“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革命群众”的震怒，被斥为“对抗运动”的“新花招”，但也一定在某种程度上为陈寅恪所理解。陈寅恪是很喜欢梁宗岱的。
1961年吴
宓来访，中山大学以陈寅恪夫妇的名义设宴招待，陪宴者的名单由陈寅恪夫妇拟定，而席中就有梁宗岱夫妇。余则为刘节夫妇、梁方仲夫妇和冼玉清，都是陈寅恪的相好相知。
实际上陈寅恪又何尝不是这样做的？他体弱目盲，当然无法去种菜养jī。但他同样可以去“不务正业”。比方说，不上课，不发表论文，不做“公认”该做的“大课题”。陈寅恪曾自谓其《论再生缘》一文乃“颓龄戏笔，疏误可笑”，这决不是什么“自谦”或“自嘲”，而毋宁说是“自得”和“自许”，即“宁作戏笔，不入时流”。不错，我是要做研究，也可以做大课题，但必须按照“自由思想，独立jīng神”去做。如不能，则宁肯不做，或者去做“无益之事”，正所谓“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
显然，问题并不在于做什么，也不在于值不值，而在于它是否本之于“自由思想，独立jīng神”。如是，则值；如不是，则不值。而且，对于陈寅恪、梁宗岱他们而言，只要是自己的自由选择，哪怕是“著书唯剩颂红妆”，哪怕是“一腔心事付荒唐”，一旦做了，也一定是“天下第一”。一流就是一流，他变不了一二三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