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们的意见似乎也很分歧：有说“忏悔绝对必要”（徐友渔）的，也有说“忏悔是个人自由”（于坚）的。如果看报只看标题，我们会很便当地把他们分别归人两派：徐友渔是赞成余杰的。因为忏悔既然绝对必要，余秋雨当然应该忏悔。于坚则是维护余秋雨的（事实上于坚文章的副标题也是“为余秋雨，辩”）。
因为忏悔既然是个人的自由，则余秋雨是否忏悔，又关你余杰什么事？苟如此，则他们的意见，也没太大的意思。
然而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
实际上徐友渔也好，于坚也好，都没有就事论事。如果仅仅纠缠于余秋雨在“文革”中gān了哪些事，或gān没gān某些事，并由此得出他该不该忏悔的结论，是很没有意思的。余秋雨在“文革”中是有错误，但既非罪魁祸首，亦非罪大恶极。
别人都不忏悔，凭什么要他个人忏悔？何况谁在“文革”中就没有错误？在那个“全民皆兵”也“草木皆兵”的年代，有几个人能不“披挂上阵”，谁又胆敢“抚叛徒的尸身而哭”，和“伟大领袖”或“革命群众”唱对台戏？不要说没那个胆子，只怕也没那个见识，没那个念头！
因此，如果余秋雨该忏悔，那么差不多全民都该忏悔。全民的忏悔，合理不合理先不说，操作起来就有问题。徐友渔也说：“说到底，忏悔是个人的事情，是qiáng求不来的。”硬要qiáng求，恐怕就只好动用bào力。就像在“文革”中那样，把一个又一个“罪该万死”（即“理应忏悔”）且“死不改悔”（即“拒绝忏悔”）的人揪出来，再押上台去。故于坚说：“集体的忏悔，如果要操作，只有专政。”这岂不又重新回到“文革”了？对“文革”的忏悔却必须以回到“文革”为前提或结果，岂非悖谬？
同样，如果余秋雨可以不忏悔，当然大家也都可以不忏悔。大家都不忏悔，都“记吃不记打”，我们这个民族要到何年何月才能真正觉醒和成熟起来，从根本上保证“文革”或“文革”似的动乱、荒唐不会“过七八年又来一次”？“一个没有忏悔、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没有自我意识、没有时间性、没有历史的民族”
（邓晓芒《灵之舞》），也是一个没有长进、弄不好就会重蹈覆辙的民族。我们并不想成为这样一个民族；因此忏悔是绝对必要的。就连余杰要求（或希望）余秋雨带个头，也未尝没有一点道理，只不过他找错了人：那么，到底谁对？
都对，也都没有说透。
不是徐友渔和于坚说不透，也不是他们不想说透，而是如果仅仅停留在忏悔这个具体问题的层面上，是说不透的。逻辑和辩证法告诉我们，当两种意见都有道理却又相互对立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或者到一个更带根本性的问题那里去找答案。
我认为这个问题，就是做人。
忏悔其实是一个做人的问题。忏悔的前提是承认有罪，但这里说的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罪”。如果是法律意义上的“罪”，只要追究刑事责任即可，无劳忏悔，忏悔也没有用。忏悔所面对的，恰恰是法律无法受理和过问的“罪”和“罪责”，包括法律原本就管不了（比如道德问题）和无从追究的（比如时效已过或证据不足）正因为法律管不了，不能惩罚，这才要诉诸忏悔。
法律不到之处，便是道德的范围。因此“一般忏悔只在个人与社会层面同道德相关”（墨哲兰《忏悔，我是否准备好了》）。而我们之所以需要道德，则是为了做人。如果不打算做人，则无所谓道德不道德。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标志。所以，当一个人不道德时，我们就不但会说他“缺德”，甚至会说他“真不是人”。
事实上我们需要忏悔，也是为了做人。忏悔是个人的事情（这是大家的共识），而且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事情。有没有公开的形式，倒在其次。忏悔总是诉诸良心的。一个人，如果丧尽天良，或者根本就不认错，却在公众场合痛哭流涕地大做其“检讨”，你能说他忏悔了吗？不但不是忏悔，没准还是标榜，就像帝王们“称孤道寡”，或者下“罪己诏”一样。那么，一个人为什么要在内心深处自己对自己动刀子，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呢？是为了做人，做一个无愧于“人”这个称号的真正的人，至少也是为了心安理得地活在这个世上。
说到做人，前面的争论便有了新的意义。
认真说来，余秋雨（也包括其他人）是否忏悔，并不关我们什么事。他们不忏悔，我们就不过日子了？余秋雨也好，余杰也好，我相信都不过是过眼烟云。
他们都将在舞台上消失，做人的问题却仍将困惑着我们。事实上我们关注这场论争，也仅仅因为它事关做人。因为我们可以不理会“二余之争”，却不能不想想自己，想想未来。
只不过，问题还得从忏悔与罪说起。
二基督教的故事
有一天，一群法利赛人押着一个妇人到迦百农殿堂去见耶稣。
法利赛人是一些心胸狭隘、偏私伪善而又墨守陈规的犹太教文士和律法师。
他们来见耶稣，不是来求教，而是来找岔子。
那是一个清晨，耶稣刚从橄榄山回到迦百农殿堂。众百姓都跟着他到了那里，聆听他的教导。这时法利赛人来了。他们让那妇人站在当中，然后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浮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
这显然是在给耶稣出难题：说可以将那女人用石头打死，便犯了杀人罪；说不要用石头去打那女人，便犯了违律罪。无论如何，法利赛人都可以抓住把柄去告他。我不知道这个点子是谁想出来的。但可以肯定，这一招很刁、很毒。换了别人，恐怕对付不来。
然而耶稣只是直起腰来，平静地对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她。”说完，又弯了腰去，用指头在地上划字。
结果，那些法利赛人听完这话后，竟然从老到少都退了出去，没有一个人留下来，更没有人用石头打那妇人。
这故事记载在《新约全书》中。
这个故事很多人都听说过。
现在我们不妨一问：如果当时在场的，不是法利赛人，而是中国人呢？
已经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了。张志扬在《门一一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
书中就问了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大约也只有打和看吧！
我的回答要复杂点：倘若是偶然路过或早已进殿的，可能会有三种选择：赶紧溜出去、留下看热闹、装作没听见（或没看见）。但倘若是押解着那妇人来找耶稣的，在听了这话后，就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去打，或者去看。打和看都有可能，但退场则不可能，知罪而退则更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