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身不由己的，至少都有身不由己的时候。如果“身不由己”
以至于“有罪”，则我们人人都是罪人，或可能成为罪人。谁也不能担保自己没有这种可能。我们没有落到祥林嫂的那个地步，也许只是运气比她好－些而己。
一旦“时令不好，风雪来得骤”，我们就会很容易地变成祥林嫂，甚至弄不好“人人都是祥林嫂”，就像当年“人人都是批判家”一样。
“文革”就是证明。
六“文革”的故事
“文革”是一场恶梦。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大约是我们中国人最“身不由己”的时候。
常有这样“戏剧性”的情节或场面：一个人，昨天还在指挥别人“揪走资派”，今天自己就被当做“走资派”给揪了出来；刚才还在慷慨陈词批判别人，忽然发现这回批判的恰恰是自己。谁也不知道自己哪天会从“革命动力”变成“革命对象”，当然也不会知道哪天又会突然从“对象”变成了“动力”。往往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cháo阳路八千”。这种不知此身何属的惶惑，不少人都有切身的体会。
没有人是真正安全的，谁都可能被“揪出来”，而且会“示众”。
被“揪”出来，就会怎么样呢？就会被“不当人看”。比方说，被剃“yīn阳头”、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坐“喷气式”，游街示众、扫地出门，去住“牛棚”等等，比祥林嫂当年的待遇还要不如。祥林嫂当年所遭受的，尚只是冷淡、嘲弄、烦厌和唾弃，被“揪出来的人”则还要加上被侮rǔ、谩骂、体罚和殴打。
祥林嫂只不过被视为“不祥之物”和“不洁之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他们则还要时不时地被揪到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接受各种凌rǔ，成为“过街的老鼠”，被围观和追打。而且，他们还得表示，这都是自己“罪有应得”，一点都不委屈一点都不过分的。于是，有的人不堪忍受，自杀了。但，他们即便像祥林嫂那祥去自杀，也是不行的。祥林嫂倘若果真一头在那香案上撞死了，虽不敢说就能换来个“贞妇”之类的头衔，廉价的同情总归是有的，罪名也可以不背。
这些人可就不一样了。死了以后，还要被说成是“自绝于人民”，即便在遗书上写上“忠于人民忠于党”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之类的话，也无济于事。他们的后代还会因此而遭殃——将永远在被歧视的“另类”中受煎熬，真可谓“后患无穷”。
由此可见，一个人要被视为“不是人”，其实是很容易的。又可见，一个人倘若被视为“不是人”，那就连“死路一条”也没有。
这当然是很可怕的事。
于是，当“批判的资格”被视为“做人的资格”时，生怕失去这一资格的人便都挥戈上阵了；而当人们被告知，革命的对象就是每个人自己，是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的“私心杂念”，只有“自我批判”才能重新做人时，每个人又都一齐打起了自己的耳光。
在我看来，“文革”中最丑陋、最粗鄙、最下作、也最让人恶心的事，就是所谓的“斗私批修”。在这场运动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被打被看的对象，而且是自己打自己给别人看。人们在会上争先恐后地发言，当众解剖自己的“灵魂”，抖露自己的“隐私”，坦白自己的“罪行”，jiāo代自己的“问题”；有的甚至下作到连和女朋友亲过几次嘴，或者和老婆睡觉时讲过什么话，都无遗漏地jiāo代出来，然后捶胸顿足、痛哭流涕地恳求领导和群众批判他。表演得最差劲的，也至少要递jiāo一份“自我检查”或“思想汇报”之类。没有文化不识字的，也要jiāo代几件偷了生产队huáng瓜三根之类的“罪行”。
有谁会当真愿意这么说这么做呢？没有。
就连现在想起来，都感到痛苦和羞rǔ。
所以，经历过“文革”的人，一听到“忏悔”二字，几乎都会近乎本能地产生一种防范心理、抗拒心理和逆反心理；而余秋雨说“qiáng迫别人忏悔可能会造成人人自危”，“实际上是以反对‘文革’的名义回到了‘文革”，则会引起普遍的同情。因为我们已经“忏悔”过了，而且吃够了“忏悔”的苦头。
但，“文革”中那种“斗私批修”、“自我检查”、“灵魂深处闹革命”，当真是忏悔吗？否！忏悔必须是发自内心的需要，而“斗私批修”等等却来自外部的压力；忏悔是面对道德和良心的，“斗私批修”等等面对的却是qiáng权和bào政；忏悔的结果应该是德行的增进，“斗私批修”等等却导致道德的堕落。因此，它们决不是忏悔，甚至连“自我批评”都谈不上，毋宁说是一种变态的“自我标榜”。
因为在这场“自我革命”中，越是自轻自贱、自我诽谤，就越是能得到领导的认可他人的好评，并获得“帮助”他人的资格（其实是在蹂躏、践踏和rǔ骂了自己以后再蹂躏践踏和rǔ骂他人）。这不但能使人产生一种解脱感，也能使人产生一种圣洁感，就像邪教中的人自以为功德圆满可以升人天国一样。其实他们至多不过获得点相对于那些尚未解脱者而言的优越感而已。但这已足以使人鬼迷心窍，以至于竟有不惜为自己捏造罪名者。
不能说这些自我诽谤者说的都是假话。正如我的一位朋友所指出，这是一件为了使自己获得“重新做人”资格的“极其严肃和严重的事”。“人家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谁敢开平句玩笑！”事实上几乎每个人都在说“真话”，真诚的话。真诚地“解剖自已”，真诚地“向党jiāo心”，真诚地“改造世界观”。然而这些真诚的话却并不真实。真诚地说着不真实的话，靠作践自己来获得“荣耀”，这是何等的荒唐！因此，“承认这点，在今天比承认它们是假话更令人难堪百倍！"（邓晓芒《灵之舞》）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些自轻自贱是出于恐惧，是为了让自己“过关”，以免遭受更大的灾难。但这种做法，与祥林嫂的捐门槛，又有什么两样呢？不客气的说，只怕比祥林嫂更为可悲。祥林嫂只不过是用自己的血汗钱买了一条门槛去做替身，而我们（其中不少是知识分子）却是用自己的心灵去做替身，让“千人踏，万人跨”，岂非下作得多？何况，不少人还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真诚，出于“彻底改造也界观”的良好愿望真心诚意满腔热情去做的，而且至今“无怨无悔”，想想才真是可怕！
因此，我们现在回忆起那段历史，差不多都会有做了一场恶梦的感觉（如果还有良知和内省能力的话）。但一般的恶梦做完也就罢了，“文革”这场恶梦却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不但要在那场恶梦中备受折磨，还得为自己在那场恶梦中的表现再受一次心灵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