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馊主意就是提出要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谁都知道，带兵打仗，是最危险的；留守京城，则是最安全的。国难当头之时，任何忠臣，都应该把危险留给自己，安全留给皇上，何况这“国难”还是你晁错惹出来的？你惹了祸，你就得有担当。正如苏东坡所说：“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然而晁错却反其道而行之，“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这就难怪不但袁盎主张杀他，就连其他大臣也主张要杀了（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实际上，像晁错这样把安全留给自己，危险留给皇上的大臣，恐怕哪个皇帝都不能容忍。所谓“烈火见真金，危难见忠臣”，晁错的这个馊主意，确实让自己的“忠”大大打了折扣。
所以苏东坡说：“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于祸”。相反，如果晁错把危难担当起来（已身任其危），亲自率兵东向迎敌（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不让君王受到威胁和连累（使不至于累其君），皇上肯定会把他看作可以克敌制胜的依靠（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那么，就算有一百个袁盎，又能怎么样呢（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这就是晁错之错了。他错在急功近利，错在专政擅权，错在自以为是，错在得意忘形，错在只有雄心壮志，没有大智大勇，只知一往无前，不知运筹帷幄。他太想做一个孤胆英雄了，不知道改革会有阵痛，成名要付出代价，再伟大的战士也是需要后援的。
非常遗憾的是，这往往也是历史上那些改革家的通病。难怪司马迁要说：“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
我以此心对明月，奈何明月照渠沟。其实明月又何曾照渠沟呢？
变法帮了腐败的忙
神宗是北宋王朝的第六任皇帝，前面五任是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真宗赵恒、仁宗赵祯和英宗赵曙。此后，则还有三任皇帝，即哲宗赵煦、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这时，北宋王朝已过去108年，算是步入中年，而新皇帝却很年轻。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出生的赵顼，此刻正好二十岁。年轻人血气方刚，总是想做些事情的，宋神宗也不例外。 于是，便有了著名的“熙宁变法”。
一、变法迫在眉睫（1）
公元1067年，是一个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年份。这一年正月，三十六岁的宋英宗病逝，法定的接班人皇太子赵顼（音须）承嗣大统当了皇帝，是为宋神宗。当然，神宗是他的庙号，死了以后才叫的。在世的时候，我们大约只能唤他一声“当今圣上”。
神宗是北宋王朝的第六任皇帝，前面五任是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真宗赵恒、仁宗赵祯和英宗赵曙。此后，则还有三任皇帝，即哲宗赵煦、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这时，北宋王朝已过去108年，算是步入中年，而新皇帝却很年轻。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出生的赵顼，此刻正好二十岁。年轻人血气方刚，总是想做些事情的，宋神宗也不例外。
于是，便有了著名的“熙宁变法”。
变法是宋神宗“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头一把。因为它是从赵顼登基的第二年即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开始的，因此叫“熙宁变法”。后面的两把火，则是元丰年间的“改制”（改革官制和兵制）和“用兵”（进攻西夏）。看来赵顼确实是一个很想有所作为的年轻人，只不过他的作为似乎效果都不怎么好。变法是一再受阻，节节败退，对西夏用兵更是次次惨败，因此赵顼死后得到的庙号竟是“神宗”。据谥法，“民无能名曰神”，也就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的意思。历史上叫做“神宗”的，还有一位明代的万历皇帝朱翊钧。但万历皇帝是在位四十多年不理朝政，什么事情都不做的，竟然和这位独断专任大刀阔斧的赵顼享用同一个庙号，这也真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不过话又说回来，宋神宗的变法，倒也不是自寻烦恼，无事生非，为政绩而政绩。变法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说是有远见卓识的。我们知道，一个成熟的王朝，如果顺顺当当地延续了上百年，那就几乎一定会出问题。因为历代王朝实行的政治制度，即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其合理性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成员普遍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普遍贫穷落后，这才不但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且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实体（朝廷）或权力象征（皇帝）。一旦富裕起来，qiáng盛起来，或贫富拉开差距，王朝发展成超级大帝国（突破规模），麻烦也就接踵而至。《宋史·食货志》说：“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也就是说，和平安定的时间长了，人口就会大幅度增长，开支也会大幅度增长。一是军队越来越庞大，二是官场越来越臃肿，三是宗教越来越兴盛，这些都要增加费用。何况富裕起来以后，要求也不同于前。不但官员的排场越来越大，就连民众的生活也渐渐奢侈，财政岂能不成问题？
与此相反，行政的效率则越来越低，国家的活力也越来越少。因为承平日久，忧患全无。朝野上下，慵懒疲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熙宁年间的情况便正是如此。五个宰相副宰相，除王安石生气勃勃外，曾公亮老气横秋，富弼称病求退，唐介不久辞世，赵捊锌嗔欤比朔泶趟嫡馕甯鋈烁蘸檬巧喜∷揽唷Ｕ庵帜浩脸恋淖纯觯⒎谴笏翁赜校涫狄彩撬小鞍倌昀系辍钡耐ú ?
因此每到王朝的鼎盛时期，动乱的烽烟便已悄然升起，帝国的丧钟也已悄然响起，只是大家看不见也听不见。他们看见听见的，是形势大好，是歌舞升平，是“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chūn树万人家”，是“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但等到“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时，就后悔莫及了。大唐便是这样。
宋神宗显然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
事实上当时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据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引卢策所言，宋仁宗皇祐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三千九百万，支出一千三百万，占收入的三分之一。宋英宗治平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四千四百万，支出八百八十万，占收入的五分之一。而到了神宗的熙宁年间，收入虽达五千零六十万，但支出也是五千零六十万，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如此说来，赵顼的国库，岂不等于是空的？
一、变法迫在眉睫（2）
支出增长的原因很多。按照《宋史·食货志》的说法，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辽夏威胁，长期作战，岁费弥加。这一条其实包括两项，即“军费”和“岁费”。所谓“岁费”，就是大宋每年送给辽国和西夏用来购买和平的钱。这些钱，不但年年要给，而且不断增加。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除非能把辽国和西夏灭了。不过宋王朝显然没有这个能耐，不被他们灭掉就是万幸。但买来的和平并不可靠，所以军费和岁费一样，也是有增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