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共治”是在宋。宋代士大夫也像持有股份的公司高管，与皇帝肝胆相照，跟帝国荣rǔ与共，把天下事当作自家事，甚至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置身家性命于不顾。
比如韩琦。
韩琦（1008—1075），字稚圭，相州安阳人。仁宗天圣年间中进士。与范仲淹戍西北，称“韩范”。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人称“为相十载，辅佐三朝”。
韩琦是仁宗时期的宰相。仁宗皇帝去世时，由于自己没有儿子，继位的是被立为太子的赵曙，也就是英宗。英宗其实是仁宗叔叔之孙，身体也不好，很不受仁宗的皇后、此刻的太后待见，随时都有被废的可能。为了保住这可怜的皇帝和政局的稳定，韩琦只好话里有话地向太后施加压力。
有一天，太后向群臣说起英宗的病。
韩琦马上说：臣等平时只能在外间见到官家，内中保护全在太后。如果官家得不到照管，太后恐怕也不得安稳。
太后大惊失色：相公这是什么话！本宫当然用心。
韩琦说：那就好。太后照管，则众人自然照管了。
同僚吓得缩颈流汗。有人问韩琦：会不会太过分了？
韩琦却说：不如此不得。[40]
这就是担当了。更难得的是，这种担当也得到赵宋官家的认可。有一次，仁宗皇帝封张贵妃的亲戚为官，结果在朝堂上被包拯痛批，只好收回成命。然而憋屈的皇帝也只是回宫以后对张贵妃发脾气：你就知道要官，要官，就不知道那包拯是御史中丞吗？他的唾沫星子都喷到我脸上了！[41]
好铁面的包公，好宽容的仁宗！难得呀！
其实，君臣共治并非帝国制度的必然选择，王朝和皇帝也可以考虑别的方式，比如君主独裁甚至放任自流。事实上汉和唐就是半专制半放任，明和清则是由专制而独裁。
包拯的铁面形象深入人心，在北宋历史上包拯也是一位重臣。这是位于安徽合肥（包拯故里）的包公祠，“色正芒寒”四字是对包公的准确评价。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只有宋。这又为什么呢？
也是bī出来的。
的确，没有哪个皇帝不喜欢大权独揽，也没有哪个政权愿意跟别人分享天下。赵匡胤兄弟未必就不想成为李世民或李隆基，只不过他们没那本钱。赵宋不像李唐，是融合胡汉的混血王朝，有关陇集团和山东豪门作为社会基础。他们也不敢依靠各路诸侯，因为太清楚军阀会gān什么。[42]
想来想去，能借重的只有读书人。
碰巧的是，赵匡胤虽然是军阀，却酷爱读书。然而即便如此，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有一次，太祖在宫中看见一面后蜀的铜镜，背后铸着“乾德四年”的字样，而后蜀是北宋乾德三年灭亡的。于是太祖问群臣：这是怎么回事？
宰相赵普不能回答。
旁边一个翰林学士说：乾德本来就是伪蜀的年号。
太祖的脸色变得比锅底还黑。
他说：赵普过来！
赵普磨蹭到御案前，准备挨打。
太祖却并不打他，而是拿起一支笔，蘸满墨汁在他脸上涂画，一边涂一边骂：看你以后还读不读书！看你以后还读不读书！看你以后还读不读书！
据说，赵普从此读书，虽然只有半部《论语》。
太祖却感慨说：宰相还是要用读书人。[43]
这样的故事当然也只能姑妄听之。但可以肯定，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赵官家以士人为臂膀，共治天下的共识就这样达成。这是开明的专制，也是聪明的专制。明清两代放弃开明专制，选择君主独裁，中华文明就开始走下坡路。
历史总是让人惆怅。
统治者也总是把维护政权放在第一位，小心防范着所有的人，包括士大夫。比如宋代官员乌纱帽背后的两脚，不像唐代那样下垂，而是用竹篾、铁丝等加固，使之变得又硬又长，据说就是为了不让官员们上朝时jiāo头接耳。[44]
当然，他们更不能结党营私。
上图为宋太祖画像，下面两幅为《中国服饰史》中的宋代官员形象。
宋代宰相的地位也比以前低。汉代和唐代，宰相上朝是坐下来慢慢说话的，叫“坐而论道”。宋代却在太祖皇帝时期就变成站着，而且据说还是宰相范质主动要求。至于明清两代，由于宰相制度被朱元璋废除，臣僚便只能跪着。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中华文明当然江河日下。[45]
但这不是皇帝们考虑的事。从秦汉开始，他们处心积虑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保住皇权。为此，他们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如果有脑子也有能耐的话。
防官如防贼，是历朝历代的通病。
其实，赵匡胤们的小心眼大可不必，宋代士大夫要求和能够要求的，只是也只可能是对天下的“共治”，绝非也绝不可能是“共有”，更不可能是“民有”。朱熹便说，孟子主张君主不合格就换一个，这话也就“那时说得”。现在士大夫要坚持理念，能做的只有退场，如此而已。[46]
因此，赵宋官家可以高枕无忧。他们要做的，也就是为维持稳定大把掏银子。不过就连这也不困难，因为两宋恰恰是经济繁荣的时代。那种盛况，同样是空前的。
[37]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熙宁四年三月条。
[38]曾子语见《论语·泰伯》。“以天下为己任”始见于王安石的《杨墨》一文，但应该是当时的流行语，此系余英时先生发现。“仁以为己任”与“以天下为己任”的关系和区别，亦为余英时先生所揭示。请参看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但本书观点与余先生不完全相同。
[39]此处及以下论述，均请参看何忠礼《略论宋代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40]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八嘉祐八年六月条。
[41]见（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卷一。按：当时包拯任知谏院，并非御史中丞，朱弁所记偶误。
[42]此段亦请参看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43]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乾德四年五月条，（两宋）叶梦得《石林燕语》。两书记载不一，从处综合改写。另，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一事也有争议，这里不讨论。
[44]见（宋末元初）俞琰《席上腐谈》。
[45]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乾德二年正月条，《宋史·范质传》，（北宋）王曾《王文正公笔录》。
[46]见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二。共治而非共有，是邓小南先生提出来的，见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所载邓小南《“祖宗之法”与官僚政治制度》一文。
第三章
新经济
庄园
少庄主见到县太爷时，确实犯了难。
这是范仲淹写完《岳阳楼记》不久的事情。当时，有位中央政府的官员奉命来到今天河南省某地，主持拍卖一处被官府没收的庄园，标底二万贯。没想到，当地的县尉侯叔献却期期以为不可。他说：这处庄园过去评估一万五，都因为价格太高没人购买，现在为什么还要加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