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们团结一心呢？
难讲。
可怜大唐人民，却得为两任皇帝的错误决策埋单。宝应元年（762）十月，帝国第二次收复洛阳。由于借助了回纥的力量并有过协议，回纥兵进城以后便疯狂掠夺，大火竟累旬不灭，残bào程度不亚于“叛匪”。政府军也以河南地区是“贼境”为由，所到之处一路掳掠，时间长达三月之久，肆nüè程度也不亚于“同盟军”。洛阳城的建筑物全被毁坏，士农工商无论贵贱贤愚都只能以纸为衣。[66]
这可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民为国本。洛阳民众的苦难，其实暗示着帝国的未来将命运多舛，只不过当局者还意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只会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直到一个文明在溃烂中沉沦。
[57]见《新唐书·郭子仪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三广德元年十月条。
[58]令公一词的解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三广德元年十月条胡三省注。
[59]见《新唐书·郭子仪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三永泰元年十月条。
[60]见《旧唐书·郭子仪传》。
[61]见《新唐书·李光弼传》。
[62]见《旧唐书·李光弼传》。
[63]见《旧唐书·李光弼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一乾元二年十月条。两书所记时间不同。
[64]见两《唐书》之郭子仪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五月条及胡三省注。
[65]见《新唐书·李泌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七月条、十二月条。按，李泌论李林甫事与提出平叛方略，《资治通鉴》分别系于至德元载七月和十二月。但《新唐书》记载肃宗“抱泌颈以泣”之后有“因从容问破贼期”一句，则应是同时。本书所述肃宗语，亦糅入了李倓论孝的观点，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
[66]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宝应元年十月条。
第四章
走向沉沦
宦官乱政
沉沦从宦官监军那天起就开始了。
广义地说，宦官就是宫中的男性工作人员，由于星空中帝座之西有宦星而得名。早期的宦官，包括士人（生理正常的良家子弟）和阉人（割去yīnjīng的男子），东汉开始才全部使用阉人。明代以宦官充任十二监主管，结果所有宦官都被尊称为“太监”。就像侵华日军，官兵都叫“太君”。[1]
以阉人为宦官，当然是为了保证后宫嫔妃的贞节和皇家血统的纯正，防止出现让帝王丢失脸面的丑闻。因此，古代君主制国家，包括埃及、波斯、印度、罗马、阿拉伯、俄罗斯、朝鲜、越南，都有阉人充当宦官，英文名叫eunuch，希腊语的本义是“守护chuáng的人”。
唯一的例外，据说是日本。[2]
宦官制度扎根最深、影响最大是在中国，闹得最凶是在汉、唐、明，而唐代第一个炙手可热的宦官是高力士：太子称他为兄，王公称他为翁，驸马只能管他叫爷。就连一人之下如李林甫，万人之上如安禄山，都得让他三分。
其他官员当然更是极尽逢迎之能事。据说，高力士曾经在长安修建了一座宝寿寺。寺钟铸成之日，满朝来贺，敲钟一下捐资十万，居然没有一个不敲十次以上的。[3]
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这就比太子还风光。
幸运的是，高力士是个聪明人。他得宠却不骄横，得势却不专断，顺从却不阿谀，直言却不触犯。为人处世，可谓有原则，有底线，有技巧。再加上识大体，顾大局，并不以权谋私，结果皇帝始终信任，朝臣也不反感。[4]
玄宗朝的大臣们甚至应该庆幸有这样一位宦官。皇帝龙颜大怒，他是灭火剂；君臣之间有摩擦，他是润滑油。有不少事，都是高力士四两拨千斤，比如太子之立。当时，李林甫兴风作làng，唐玄宗犹豫不决，高力士悄悄说了一句：立嫡以长，谁还敢争？皇帝大悟，立即拍板立李亨为储。
这可真是一言兴邦。实际上，如果皇帝是当局者，其他有利害关系的是当事人，那么，旁观者的作用就有可能是积极的，只不过这旁观者必须清，既清廉，又清醒。
高力士，就碰巧是这样的人。
没错，碰巧。
事实上，高力士虽然富可敌国，也收受人情，却没听说有过什么权钱jiāo易。相反，一事当前，他首先考虑的是皇帝的利益。即便提意见，出主意，也是chuī耳边风。作为玄宗最贴身的人，高力士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只是皇帝的家奴。
中晚唐的宦官就完全两样。
这一点，最清楚的当然是皇帝自己。开成四年（839）十一月的某一天，大唐第十四任皇帝文宗李昂，突然召来一位翰林院学士，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就爱卿读书所知，朕可以跟前代的哪位帝王相比？
学士答：臣愚，但天下人都说陛下是尧舜之君。
皇帝说：朕其实是想问，比得上汉献帝吗？
该学士大惊失色：陛下怎么能这样说？
皇帝答：献帝只是受制于qiáng臣，朕却受制于家奴。这样看起来，朕只怕还不如他。说完，泪如雨下。[5]
文宗说的家奴，就是仇士良。
仇士良可谓宦官乱政的典型人物。他不但专横跋扈二十多年，而且视皇帝为玩偶。开成年间某天深夜，一位值班的翰林院学士被叫进秘殿，只见四周帷幕重重，仇士良则端坐堂上虎着脸说：太后要换皇帝，你起草诏书吧！
该学士吓得魂飞魄散：杀头灭族的事，我不敢！
仇士良沉默片刻，然后拉开帷幕。坐在里面的，竟是文宗皇帝本人。于是这个宦官头子yīn冷地说：陛下，如果不是这位学士不肯草诏，这地方你恐怕坐不成了。
文宗居然低头不语。[6]
这实在骇人听闻，却有可能。事实上，哀帝之前，大唐九个皇帝，只有两个（宪宗和敬宗）不是宦官拥立，却又都是被宦官杀掉的。宦官的势焰熏天，可谓无以复加。
问题是：何以如此？
直接原因当然是宦官掌握了禁卫军的兵权。唐代首都的驻军，早期有南北之分。北门的叫禁军，保卫皇帝，也就是禁卫军。南边的叫卫兵，保卫政府，其实是中央军。然而安史之乱的结果，是中央军土崩瓦解，禁卫军名存实亡。悄然崛起并影响了中晚唐政治的，是神策军。
神策军本是哥舒翰为了对付吐蕃而建立的边防军，安禄山叛乱后被调往东部战线。但是，当他们遭到史思明的迎头痛击之后，却发现基地早已被吐蕃占领。也就在这时，他们遇到了在前方监军的宦官鱼朝恩，后者则不失时机地将这支无家可归的队伍变成了自己的力量。
接下来，神策军两次保卫了皇帝。第一次是吐蕃攻陷长安时，鱼朝恩成功地将逃难的代宗接到身边，并把陛下重新扶上了皇位；第二次是德宗时期发生兵变，皇帝仓皇出逃到奉天（今陕西省乾县），神策军赶来救驾。所以，尽管鱼朝恩由于专横跋扈已被代宗诛杀，德宗还是将这支队伍扩充为左右神策军，兵权则jiāo给了自己信任的两个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