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她还把帝国jiāo还给了李唐。
可惜，由于历史不能假设，我们无法设想没有武后的高宗政权是什么样，更无法设想李弘或李贤的王朝。因为没有武则天就没有李弘和李贤，哪怕李贤是私生子。但似乎可以肯定，她至少没有把国家弄得更糟，尽管鼓励告密、制造冤案和滥杀无辜对世道人心无疑有着破坏作用。[3]
那么，玄宗皇帝的危机感从何而来？
短暂而混乱的中宗和睿宗时期。
无字碑位于高宗和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是武则天所立。有说法认为，武则天立此碑，有功过是非让后人去评说的意思。
这是一段空dòng无物和令人沮丧的岁月。当一群官员成功地将女皇武则天赶下台后，才突然发现她留下的空白根本就没有人能够填补，自己反倒在她的有生之年被夺权，后来又被彻底消灭。女皇jiāo出的政权，则落入一伙既无德又无能的人手中，包括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唐中宗的韦皇后和女儿安乐公主，以及女皇政敌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
如此奇怪的联盟，当然只会胡作非为。这就给了唐玄宗李隆基创造历史的机会，而他原本是与皇位无缘的。因为他的父亲李旦是武则天的第四个儿子，中宗李显的弟弟，他自己则在兄弟中排行老三，实在与九五之尊远隔重洋。这位王子后来能够成为大唐第六任皇帝，还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仅仅因为历史选择了他，他选择了政变。
当然，也要拜韦皇后的愚蠢所赐。
韦皇后的愚蠢在于太想当女皇帝，她的女儿安乐公主也太想当皇太女。她们甚至等不到中宗寿终正寝，就提前把他送进了鬼门关。此案虽然扑朔迷离，韦皇后一伙不得人心则大约是实，因此毫无悬念地便被李隆基就地正法。
当时，李隆基才二十六岁，还很不起眼。
政变得到了太平公主的帮助，甚至gān脆被认为就是武则天的这个小女儿所策划。因为事情进行得易如反掌，背后肯定需要权力和金钱的支持。这两样东西李隆基都不多，太平公主却应有尽有。她在女皇的时代就很活跃，中宗即位之时又加封了“镇国”的头衔。唯其如此，事成之后她才会走到台前，蛮横傲慢地完成了把李旦变成皇帝的杰作。[4]
总之，太平公主认为现在轮到她大显身手。尽管当时她只能将李旦推上皇位，甚至无法阻止李旦将皇位传给太子李隆基，但她并不认为帝国就是那父子俩的。她的身上既然流着李唐和武周两个皇帝的血，小哥哥睿宗李旦又是那样地与世无争，那么，平治天下，她当仁不让。
一心向往曾祖父“贞观之治”的太子和皇帝李隆基，也只好跟他那坚持则天路线的姑姑斗法。结果则一如我们在《女皇武则天》中所述，失败的太平公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结束了一个时代。从此以后，直到晚清，再也没有哪个女人能够如此严重地影响到中华帝国的政局。
获胜的唐玄宗却感到了危机。他清楚地记得，成败只有一天之差。如果不是由于得到线人通报，抢先一步在七月三日动手，那么，死无葬身之地的恐怕就是自己，大唐也弄不好会再出现一位女皇帝，尽管她姓李。
教训啊！
结论却很简单，那就是必须集权，尤其是要把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事实上，太平公主之所以比韦皇后一伙更难对付，原因之一就在后者只知道买官卖官，手下尽是无能之辈；前者却不但控制了文官，而且收买了军队。
当时的形势确实严峻。政事堂会议成员七名，四个是太平公主的人；宫廷警卫部队四军，也有两军效忠公主。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则掌握在退居二线的太上皇手里。太平公主正是靠着这位和事佬哥哥，一手遮住半边天的。[5]
显然，这其实是三个人的博弈，睿宗李旦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软弱或糊涂。他一生三让天下：第一次让给母亲武则天，第二次让给哥哥李显，第三次让给儿子李隆基，每次都不是高风亮节，而是jīng打细算。当然，是为自己。
这一回事情的起因是天空出现了一颗彗星。按照当时的传统观念，应该视为上天神秘的警示。太平公主便让人放出风来，声称还发现象征皇帝和太子的星辰也都有异变。言外之意很明显：只有废黜太子，皇帝才是安全的。
可惜公主机关算尽，却没有哥哥聪明。睿宗gān脆宣布辞去皇位，那可就一了百了，彻底安全。他甚至对闻讯赶来匍匐在地的皇太子李隆基把话挑明：让位是为了避灾。你如果真是孝子，何必一定要等朕死以后再即位？[6]
所有人都无话可说。
就连他保留帝国的最高仲裁权，也表面上是太平公主的yīn谋诡计，实际上是睿宗皇帝的如意算盘。大事拍板，小事不管，这个太上皇当得游刃有余。可怜的儿皇帝却连自称朕的资格都没有，不过是李旦的打工仔和挡箭牌。
看来，李隆基其实应该感谢太平公主的步步紧bī，否则他真是无法将自己变成帝国真正的当家人。尽管之前太上皇和他的关系很像董事长和总经理，大唐却不是公司。对于中华帝国来说，稳定是压倒一切的。稳定就要集权，而且必须集中在皇帝手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三家分红。
难怪唐玄宗在接管政权之后三个月就要阅兵了。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昭告天下：新时代已经开始。
因此他也要杀人，或假装要杀。
[1]见《唐会要》卷二十六，《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十月条。
[2]见《唐大诏令集·骊山讲武赏慰将士诏》。
[3]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即认为武则天把国家从更糟的境遇中拯救出来。但同时又说，这一点可以争论。
[4]关于这种看法，见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5]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六月条。但该条称“宰相七人，五出其门”，不确，应为“四出其门”。
[6]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先天元年七月条。
姚崇拜相
差一点被杀的是郭元振。
郭元振是大功臣。先天二年（713）七月三日，唐玄宗发兵捕杀太平公主党羽，太上皇李旦闻变登上城楼，正是郭元振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身份率兵前往护驾。他对李旦说：皇帝奉命诛灭乱党。没有别的，请陛下放心！[7]
这就不但稳住了李旦，也为事变定了调子。之后，以太上皇名义发布的诏书便声称公主的党羽妄图弑君谋篡，被皇帝奉太上皇之命讨除。李隆基的行动因此有了合法性，郭元振的作用则几乎相当于玄武门之变中的尉迟敬德。[8]
然而十月十三日的阅兵式上，玄宗却突然翻脸，以“军容不整”的罪名要将郭元振军法从事。只是由于另外两位新任宰相跪在马前苦苦哀求，才饶他不死改判流放。[9]
这很奇怪。军容不整当然牵qiáng，兔死狗烹也未必。郭元振不是韩信，并不对皇权构成威胁，至少可烹可不烹。事实上为他求情的那两人，便正是因为有功而拜相。更何况玄宗当真要杀郭元振，又岂是他们能够劝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