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是一种重要的祭品。依照周礼，每月初一，诸侯们都必须杀一只活羊祭于祖庙，叫“告朔”；然后回朝听政，叫“视朔”。到了孔子的时代，“礼坏乐崩”了。诸侯们在朔日既不祭庙，又不临朝，只不过照例杀一只活羊来“虚应故事”。孔子的学生子贡（端木赐）认为内容既失，形式也不必徒有，主张不如gān脆连这只羊也一并省去。然而孑L子却不能同意。在孔子看来，有那么一只半只羊在那里支撑门面，也就还多少有那么一丁点“礼”在。要是连这只羊也公然取消，可就一点儿“礼”也没有了。
事实上，不但中国的鬼神爱吃羊肉，外国的上帝也爱吃羊肉。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替罪羔羊”的故事。这故事说，有一天，上帝耶和华（或真主安拉）昭示其忠实信徒亚伯拉罕（或易卜拉欣），要他将幼子以撒（或易司马仪）宰杀献祭。当那愚忠的亚伯拉罕（或易卜拉欣）真的将亲子带上神山并举起屠刀时，上帝（或真主）却用一只同样无辜的羔羊代替了那无辜的孩子。可怜羊又何罪之有，而当受此一刀？难道不正因为那肥美鲜嫩的小羊羔太好吃了吗？
神的爱好其实不过是人的爱好。对于许多人来说，羊肉确实好吃。如果把羊和鱼放在一起烹煮，就更好了，因为那就是“鲜”。没有鱼也不要紧，单单羊肉也是美味。这美味就叫做“羞”。“羞”是一个羊字加一个“丑”字。丑，按许慎的说法，是“象手之形”；按郭沫若的说法，则是“象爪之形”。所以“羞”的本义是“进献”。但解释为进献“手抓羊肉”，大概也不会错。手抓羊肉也是一道名菜，现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仍以此肴款待贵宾，可以推想当年也是我们祖先喜爱的美食。
烹制羊肉最便当也最原始的办法，大约是把羊架在大火上烧烤。直到现在，它也是一道名菜——“烤全羊”。写成汉字，就是“美”。这个字，有两义，其一为“美”，其二为“羔”。当年徐灏注《说文》，就曾怀疑“羔”的本义是“羊炙”。炙这个字，是火上一块肉，也就是烧烤。徐灏说：“小羊味美，为炙尤宜，因之羊子谓之羔。”这是有道理的。
羊羔除架在火上烧烤外，还可以切碎了放进“鬲”中文火慢熬。这样做成的美味佳肴就叫“羹”。如果不放盐梅，原汁原汤，就叫“太羹”。羹字的又一写法，是一个“羔”字加一个“鬲”字，即把羊羔放进鬲中去煮。鬲（li）是古代的一种炊具，有陶制和金属制两种，圆口，三足，足中空而曲且肥大。这种足叫“袋形足”，里面能盛食物，受热面积大，受热均匀，所以能做味道很鲜美的羹。不但羊肉，其他肉类（包括鸟、鱼）也能做羹。甚至水果、蔬菜、豆类所做，只要汤浓，也叫羹，如曹植《七步诗》所云“豆在釜中泣”，做的就是“豆羹”。不过究本清源，大约还应以羊羔所制而最为正宗。
羊肉如此可吃、好吃，当然也就有资格有理由成为奉献给上帝、神祗和祖宗们的祭品，成为请神吃饭宴席上的一道主菜。
神圣的背后
羊的功德还不止于此。
羊肉可食，羊皮则可衣。衣着、穿着、着装之“着”，就是一“羊”一“目”，即可供观看之羊，大约就是羊皮大衣。羊皮做大衣是很合适的。不但穿在身上暖和，而且往地下一铺，就成了毯子，因此无论贵贱贤愚都不妨一穿，只不过贫贱者穿老羊皮，富贵者穿名贵的卡拉库尔羊羔皮（其价值甚至高于貂皮）。也可以把羊毛剪下来织毛衣，没毛的羊皮则可以用来做船。民谣有云：“甘肃省，武威县，羊皮筏子当军舰。”当然这是特例，更多的情况还是羊皮做衣羊肉做菜。这真是妙不可言。
一道“手抓羊肉”（羞），一件“羊皮大衣”（着），便概括了饮食服饰两件大事。善哉羊也，真乃我之衣食父母！
不过，我们的先民对这位衣食父母，似乎并不礼貌有加，反倒时时打它的主意，要把它捉来杀掉。这也怪不得咱们。那时肚子实在太饿，吃口肉又实在太难。你想那个年代是谁的天下？满世界的凶禽猛shòu，猛犸象呀，剑齿虎呀，目中无人横行霸道，不被它们吃了就是好事，还敢打它们的主意？其他体大肉多的动物也不是没有，野牛啦，野猪啦，大狗熊啦，梅花鹿啦，可就凭咱们那两下子，你逮得住？顶多也就是逮个兔子，抓个老鼠，捕只鸟，钓条鱼，再弄点贝类螃蟹什么的。可那么一丁点肉，解馋都不够，更不用说让一大家子人维持温饱奔小康了。
幸亏有羊。羊这东西，跑又跑不快，打又打不赢，体又大，肉又多，捕杀起来非常方便，还成群集队的，简直天生就是上帝赐给的美味佳肴。恩格斯早就说过，肉食是从猿到人的重要一步，而羊肉则很可能是我们先民的主要动物蛋白来源。羊以一己之躯帮助人类完成了从猿到人的伟大历史转变，简直是功德无量！正因为有此大功德，羊才成为吉祥之物，羊字才成为美善之词，——羊言为善，羊人为美，羊我为羲，示羊为祥。其实，“吉祥”二字，原本就写作“吉羊”。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更gān脆说，羊，就是祥。
羊之所以为“祥”，其功德恐怕首先在于可吃和好吃。因为有了羊就有饭吃，当然“吉祥”；没有羊就要饿肚子，当然“不祥”。反正吉祥不吉祥，就看抓不抓得住羊。
这就要想办法。办法也很简单：抓不住就骗。羊的智商大约是比较低的，又喜欢随大流，盲从。只要你装成它的样子，它也不辨个真假，就傻乎乎地跟着你走。于是先民们便头戴羊角身披羊皮装作羊儿混入羊群，将其一举捕获或诱入某地。这就是最早的“着羊之装”。所以，至今我们还把伪装称之为“佯装”，把假装攻击称之为“佯攻”。佯装就是“装羊”，现代汉语演化为装洋、装样、装洋蒜；而那些头戴羊角身披羊皮装作羊儿混入羊群的猎人，也就是最早的“羊人”。
由此可见，“羊人”本是“佯装”，是一种狩猎技术。当这种技术获得成功并屡试不慡时，原始先民们便连自己也迷惑起来，以为羊皮羊角与真羊之间真有什么联系。而我们之所以能有那么多羊肉可吃，则是我们身披羊皮头戴羊角之故。于是，他们便把“佯装”、“装羊”的行为固定化、规范化和程式化，并赋予它新的内容而成为“仪式”。这样一来，“狩猎技术”就变成了“狩猎巫术”，“佯装”也就变成了某些人——巫师和祭司的专利和职业。
巫师和祭司们的任务，是头戴羊角身披羊皮施行巫法，或敬神、媚神、贿神，以企求上苍多赐羊肉给我们吃。这些人当然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大人”，故于文字上，不能写作“亻”（侧身而立之人），而应写作“大”（正面而立之人）。他们作为“羊人”，也不能写作“佯”，而应写作“美”。其之所以“美”，并非面目姣好（其实狞厉可怖），而因为他能使我们多吃羊肉。顺便说一句，“多”是两块肉加在一起。吃一块肉，又加一块肉，便是“多”。正是为了“多”，先民才需要“美”的“羊人”。如果羊肉不美，佯装何益？如果羊儿不肥，冠羊何为？只因“羊人”能使我“多”，故在他人看来就是“美”。对他自己而言，冠羊则是“仪”。仪之本字为“羲”，即一个“羊”字加一个“我”字。冠羊之事，在人（他人）为美，在我（自己）为仪（儀）。而这“仪”又是一种义务，因此也是“义”。